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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花鼓戏《十二月等郎》

时间:2005-07-23 00:00     来源:     作者:陈爱国    点击:

     湖北日报    2005.7.23     NO:A4版

    好戏连台的荆门市术剧院,最近广邀国内年轻才俊和新锐力量,率先以“湖北花鼓戏”为名,煌煌地推出了又一力作《十二月等郎》以一种惊讶、喜绚、丽迷惑的面目呈现于我们的戏剧领域与文化市场,不啻是一次鲜而锐利的精神漫游,一次对当前戏剧长期疲软状态的坚挺抵抗。它在叙事时空的处理上提供了一些新鲜话题材与发展向度。

    充分发挥舞台道具的叙事功能,让二胡成为戏剧时间的凝聚点、空间的显示器和情节的推动力,渲染了一种器物叙事的神话。一般说来,农村现代戏不像现代都市剧那样擅于表现回忆、梦幻、想象、幻觉的心理世界,绝少去营造多个虚拟性的意义时空,这反映出农村现代戏创作者的中年心态和现实取向。而《十二月等郎》的创作者呈现少有的年轻心绪,以抒情诗的笔调结构了一部戏,而且为剧情也为自己物色了一种名为二胡的传统乐器,作为思念的时间纽带,同时转化为觉的空间纽带,成为人物的精神联系,指示某些远逝、稳秘的事物。二胡的运用无疑是附着于情感的、心理的、它理是以情造境,以有形写无形,突出地营造了五月长堤上的三度空间。台中是苗子与周龙,台后是工地上的男人,台前则是更多的男人在船形物上流动着,组成一曲“千江有水千江月”的二胡的交响与绝响,不愧是国内将二胡叙事运用得最透彻的一出戏。

    张扬戏剧空间的集约利用意识,舞台被分割得更加细碎,更注重舞台呈现的花样翻新。如何使舞台灵动、鲜活起来,这就需要借助现代装置技术。它设计了几乎是国内绝无仅有的块状流动舞台,力图使每一块空间都成为戏剧场域和意义单元,都能够做戏、出戏,舞台上更加灵活自,如可谓随物赋形,全盘皆活。在过程性、抒情性场面的处理、组织上,该剧设计了一些娱乐化的歌舞,如投票、舞渔事、家书舞、灯笼舞等等,一定程度上拉近了戏曲舞台与当代观众的心理距离,消解了艺术欣赏中各种因素所造成的紧张情绪。

    《十二月等郎》以破除狭隘剧种观念,以新的发展观对待戏曲舞台的一切声音要素,呈现出“交响戏剧”、“跨品种创作”的发展趋势。创作者们在创新意识、时代精神的驱动下,进行了自己的艰难而新锐的艺术探索。于是戏一开场,我们就惊喜于“走”与“不走”的独唱、伴唱的绝妙处理,惊喜于灌注着强烈主体性的抒情歌唱,惊喜于一种质朴直接而自由不羁的现代诗化唱词与结构,一种属于地方戏的新的术形态。最后,应惊喜于环绕立体声的效果,这不仅是剧场物理空间、欣赏心理空间的拓展问题,还有生活、自然声响的戏剧化、交响化处理问题,活脱传达出原始、质朴、热烈、粗犷的乡村生活气息,还有“旷野的呼告”,以及渺远的空间趣味和永恒的时间韵致。

    在文化主义与历史主义的矛盾关系上,态度审慎,乃至采取翘首回望的姿势。农村现代戏在文化向度上,一般借助代际跃动和自我跃动两种方式,表现以母女、婆媳、父子、长幼两代人之间的异同,产生一定的“文化碰撞”,这种文化碰撞更能识别社会转型的意味。该剧在审美空间上,竭力挖掘乡村场域的多向性、不定性,反映了那里生命的跃动与鲜活,而在审美时间上,“大而化之”,片段式地以月为节律,以年为周期。“十二月”作为时间单位,本身是一个隐喻象征,指示着女子等待模式的循环、固定与自足。从文化精神上说,该剧更多的是依归传统,小心呵护故土的和谐秩序与完整印象,呵护着作为独立社会单位的长湖村,并竭国发掘女人“上善若水”的传统美德,使该剧更多是对一首传统经民歌、一种民俗文化的现代阐释。

    绚丽迷人的《十二月等郎》是农村现代戏空间的大解,同时又是农村现代戏时间的大沉思,对当前戏剧(戏曲)创作的合理性与“合目的性”提出了全方位的挑战。这种时空观念的解放与深思无疑有利于促进当前农村现代戏的深度开掘,更加贴近生活本质和哲学精神,有望推出具有话剧《原野》、《桑树坪纪事》、《狗儿爷涅》一样水准的戏曲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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