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在一个边远的山区支教。学校坐落在一座林木茂密的大山中，风景十分秀美，可是交通非常不便，赶一趟集得步行三四个小时，平常所吃的菜多半是学生家长送来的。

　　学校的条件十分落后，除了三间简陋的教室外，还有一间狭小的办公室，也是我的卧室。学校一共有三名教师，除了我是外地人外，另外两名教师都是本地人，每天放学后他们都要回自己的家。白天的时光比较好应付，除了上课，批改作业，还可以和两个同事聊聊天。但晚上的日子就难熬了，那时没有电视，连电灯也没有。通常放学后，我先到后山吹一阵笛子，随后再去山下的河边坐坐，等到天快黑时再回到宿舍里。

　　那年月，乡间时常有货郎出没，他们挑着一个担子，走村串户，卖些日用品什么的。其中有一个叫赵老四的货郎，每个星期都会在这一带转悠。路过的次数多了，彼此便熟识起来，偶尔买了东西，也站在一起说说话、拉拉家常。赵老四年约四十岁，长得憨厚老实，脸上黑不溜秋的，额头上的皱纹很深，说起话来像打机关枪。

　　有一个周末，赵老四正好路过这儿，我问他能不能帮我搞一部收音机。赵老四嘿嘿地笑着说，没问题，我每个月都要去城里进一次货，到时顺便给你带一部，绝对不赚你的钱。我听后十分欢喜，随即将买收音机的钱交给了赵老四。那时的工资很低，买这个收音机几乎花去了我大半年的积蓄。赵老四临走时又补了一句，您放心吧，下个星期我就可以给您带回来。

　　周一早上，我向同事说起此事，他们听后都埋怨我说，你太老实了，怎么能先把钱给他呢？他一个走村串户的货郎，要是拿着钱跑了，你上哪儿去找他呀!我解释说，让别人带东西，怎么好意思让他垫钱呢？再说看他人挺忠厚的，又经常在这一带出没，应该不至于如此吧。同事叹息说，人心隔肚皮，还是慎重些好。同事的话不无道理，毕竟这不是一个小数目。我隐隐有些担心，说实在的，要是赵老四从此不再来这儿卖东西，我还真找不着他，我根本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甚至连他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一连几天，我都守在校门口等着赵老四的到来，可是一个星期过去了，连赵老四半个影子也没见着。我安慰自己，赵老四不是那样的人，他可能是最近有事情忙不开，过一段时间就会来的。然而一个月过去了，还是不见赵老四的踪影，看来真印证了同事说的话，我彻底失望了。半年后，我因受不了山里的艰苦条件，当了逃兵，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也渐渐将这件事情淡忘了。

　　多年后，我再次来到曾经支教的地方，这里早已成了旅游区，学校面目一新，不仅修了综合大楼，而且还来了许多年轻的大学生。这所学校的校长，正是我当年的一个同事，见到我时，他十分激动。一阵寒暄后，他突然像想起什么似的，随即从家里取来一部收音机递给我说：“这是当初你让赵老四带的，后来是他儿子送来的，我一直替你保存着。”原来，赵老四那次回去后，就一病不起，在家里熬了大半年，但最终还是离开了。临死前，他一再叮嘱他的儿子，一定要将这部收音机给我送来。他还说，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诚信，答应了别人的事，一定不能食言。拿着那部如今只能算做“文物”的收音机，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摘自《荆门日报》2012年7月1日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