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荆门城南的农村。我是三年自然灾害时出生的。据说母亲怀上我时，由于营养不良，我生下来，只有两三斤重、一尺多长。小时候的我因特别瘦，所以也就特别黑，大人们都叫我“黑子”，以至忘记了我的名字。由于粮食短缺，姐姐小学毕业后就不再继续上学读书，父母忍痛让她回家当上了一名人民公社社员，参加生产队挣工分，这样我们家就可以多分点粮食。当时生产队是按社员的工分数分发口粮的，多挣工分就可以多分粮食。为了让全家吃饱，奶奶将我们家面积有限的菜园子大部分都种上了红薯。用红薯藤、红薯叶喂猪，红薯的茎（今天城市里的集贸市场还可以买到，城里人称之为“苕梗子”）炒熟了当菜吃，红薯则用来做饭吃。

　　红薯虽然好吃，但如果天天吃，时间一长，就会觉得腻。奶奶只好按各种不同吃法轮换做给我们吃，试图通过口味的变换减轻腻的感觉，但时间一长，还是不行。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红薯吃多了会打屁，容易招人笑话。一为难吃，二为少打屁，有时我光喝点稀饭就去上学，有时干脆不吃，甚至一看见红薯，就想吐。但是饿到饥肠辘轳时，我又狼吞虎咽地吃起了红薯。我们家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末。

　　邓小平复出以后，农村政策和形势都有了根本好转。特别是联产承包分田到户，粮食再也没有短缺过。不过很快我就离开老家，离开了农村，外出读书。因为父母的资助，我衣食无忧，再也没有听说过缺粮食的事了。再以后，我完成学业，分配在城市工作，由于有了工资和当时令农村人十分羡慕的商品粮户口，便远离了农村。虽然有时回老家，也是形同过客，来去匆匆。过去农村的很多事，在我的记忆中慢慢地消逝了。特别是多年的城市生活，吃遍了鸡鸭鱼肉、王八毒蛇和各种风味以后，渐渐地我将红薯淡忘了，但吃不饱饭的日子，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常常拿过去饿肚子的历史，教育孩子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可孩子总是疑惑不解，你吃不饱饭，为什么不多喝点骨头汤？弄得我哭笑不得，只好放弃“痛说革命家史”。

　　不知什么时候，城市的“美食一条街”悄然出现了许许多多卖烤红薯的摊贩，据说他们收入还不低。从一个精于此道的朋友那里得知，他的收入远高于我这个高级知识分子。和前几年城郊一哄而起的“农庄”“山庄”一样，他们是看准了城里吃腻了美味佳肴的人希望返璞归真、崇尚自然的心理，通过吃烤红薯来改换他们的口味，也给自己带来颇丰的收入。当我看见一些穿着时髦的都市男女津津有味地啃着黑糊糊的烤红薯时，不禁感到莫名其妙，嗤之以鼻。自己的孩子买烤红薯吃时，我也以“街上吃东西既不卫生也不雅观”训斥之，结果总是无济于事。女儿18岁生日时，我送了她一件价值不菲的礼物，为了投桃报李，女儿说请我吃烤红薯。说真的，我对女儿的盛情简直不屑一顾，但为了感谢她的一片孝心，还是爽快地答应了。没想到的是，当年曾经让我望而生厌的红薯，现在居然变得如此的美味，好长时间没有这么好的食欲了。我连吃几个，连声说“好”。女儿也因为自己的低投入、高回报而自鸣得意。

　　现在，我也跟许多城里人一样，一上街就津津有味地吃起了烤红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