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有多远？不过咫尺。再见老九，是在二十年后的北京，依然驼背，依然写诗，依然兄弟长兄弟短地称呼彼此。

　　十月中旬，出差北京，最想见的是老九。大学时与其挥斥方遒、激扬文字的岁月恍若昨日，清晰可见。那时的我们都还年轻，血气方刚，目空一切，总以为花为自己开，鸟为自己鸣，生活是一块可以任意涂抹的画布。

　　花了两个小时，倒了两次地铁，灰蒙蒙的天空留下一串归巢倦鸟的口哨后，夜色来袭。华灯初上，在出站口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老九，虽然我们双鬓都已开始斑白，也胖了许多。与地铁一路之隔的商场里，有一家火锅店，老九与我相对而坐，就着二锅头，煮沸青葱岁月。邻座的一位美女酒酣时，脱下貂皮大衣，短袖短裙与一位老者卿卿我我，不时骚扰我们的谈兴，引得老九白眼乱翻，色眼乱瞟，还是那样的一副德行。 

　　老九是湖南人，高中毕业在乡下当了两年代课老师后，四处漂泊，与我邂逅时，他正寄居其哥哥处。他哥是我当年就读大学的老师，住两间红砖裸露的平房，老九来后，当仁不让地占了一间偶尔打牙祭烧火做饭的屋，在一片水杉林旁，零乱、潮湿，蚊子猖獗，从当年三月到次年十一月，都是常客。

　　与老九相识相知，缘于诗。那是一个诗歌盛行的年代，我也不能幸免，统领着一个五六十人的诗社，办讲座、访名家、出诗刊、搞朗诵赛……聚集在缪斯的旗帜下，挥洒青春的本钱。那是一个荷尔蒙发达的时期，诗歌是衣食没有着落的老九取暖疗伤的精神家园，在诗歌的领地，没有贫富贵贱，也没有自卑拘谨。我们穿着补丁衣裳，将方便面当作美味，脸红脖子粗地句斟字酌，打磨自以为得意的想法和语言，互不买账。许多次，或夕阳西下，或夜深人静，漫步校园，看那些同龄人，或在运动场上挥霍过剩的精力，或在露天舞场调戏朦胧的情感，或在图书馆里探究功课的深度，老九与我不约而同地会心一笑，讥讽道：“可怜的孩子们。”

　　我大三时，老九搬到了校外城中村的出租屋，他哥谈了女朋友。曾经工作两年的微薄收入和父母牙缝中挤出的可怜积蓄，让赋闲写诗的老九日渐捉襟见肘，还得不时招待南来北往的同好者，他开始琢磨着弄点开支，在稿费之外。起初贩卖明信片，后来受此启发，索性将自己的诗当作素材，印成利润更高一些的挂历销售，当然找的是地下印刷厂，系非法出版物，屡遭查处。老九图的不是钱，是生存，挂历的利润除留下生活费外，都交了罚款，好在量小，不够身陷囹圄的标准，倒与执法人员混了个脸熟，看他还有几把刷子，介绍他承包了一家濒临倒闭的行业报纸。从此，自诩老九，寓“臭老九”之意，以文字为生，像湖南的臭豆腐般，唇齿余香。那时，我大学毕业，按照“父母在，不远游”的教诲，回了老家。

　　窗外，寒意渐浓，火锅店里，一片沸腾。脱了外套，老九短袖上阵，操湘音，说过往，旁若无人。二十年，可以改变很多，有一点，对老九来说，没变，那就是诗歌的力量，无论穷困潦倒，还是衣食无忧。

　　承包那家行业报三年，老九再次出发，经朋友推荐，到广州打理一家商业杂志，虽然在那家报社，他收获颇丰：写了稿子、买了房子、娶了妻子、生了儿子，因为诗歌赋予了他一颗漂泊之心。拿着五十万的年薪，与一批社会名流花天酒地，老九总感觉在广州那座没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没有归宿，当一位商界朋友欲与北大开展一个文化合作项目时，邀请他作为出资方代表参与管理，他没有犹豫漂到了北京。随后的岁月里，老九还干过中关村一家IT公司的高管，但始终诗不离身，开车等红绿灯时，都要操起身边的电脑敲上几行。如今的老九已是圈内的腕级人物，在央视做一个频道的制片人，还开着一家文化公司，头衔一抓一大把。

　　回望二十年，诗曾是我的伊甸园，但如青春般消散，面对生活的琐碎与诱惑，诗情画意早已荡然无存，不过是一场春梦。大学毕业后，与诗分道扬镳，与诗友少有联系，直到两年前，从一位同城的诗人那里才知老九的信息，网上一查他的足迹，才恍然大悟，老九居然修成了这般：诗集一本本出，还间作小说，声名鹊起。以至于被幕后高手列为一位当初默默无闻，如今妇孺皆知的才女的绯闻男友，而这也导致了他第一次婚姻的失败，现在还耿耿于怀，虽然老九又组建了新家，生活美满无忧，妻子已有身孕，他希望是一个女儿，像玫瑰花一样惹人怜爱。

　　临别时，老九从随身的大包中掏出几本诗集，送给我，出言批评，扉页上是见面前就已写好的题字，诸如：“分别又重逢，他乡即故乡”“这一生，我们往回找那逝去的青春”等，挺沉。在返回住地的地铁里，邻座一位小青年一边听着音乐，一边读着老九的畅销小说，在已是深秋的北京格外温馨与感动。

　　毛泽东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我想，不仅是好事，只要是事，坚持，心无旁骛地坚持，或许就可以到达成功的彼岸，当然包括写诗。

（摘自《荆门晚报》2012年11月18日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