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奶奶说，我爷爷活了82岁。在世时他老人家从不服老，如果有人说他老，他就很不耐烦地辩白说：“我老什么，姜子牙80岁才出山，周武王执位时没有他还成不了大事呢。”爷爷小时候因家里贫穷，上不起学，没读过几天书，可他怎么还知道姜子牙与周武王坐江山的事？那个时候也没有公立学校，读几天的书还是在有钱人家办的私塾里，而且我那个爷爷调皮，天不怕地不怕。听说有一次先生叫他背书，他没有按先生上课所教的背诵，瞎胡乱背，先生听了发大火便使用竹笺板打手掌20大板，先生边打边问：“背的是哪里的书？”他反问先生为什么打他，“我长这么大连我亲爹亲妈都没打过我，你为什么这么狠地打我？”还有一次先生给学生讲书时，他在桌下偷偷玩蛐蛐，被先生发现，先生将他的蛐蛐和盒子一起扔在地上，蛐蛐喂了小猫，并让他站在外面晒太阳一小时作为处罚。事后几天我爷爷对先生也做了一次小的报复，故意将先生用来打人的竹笺板子锯断后，又用饭粒和纸糊好，等先生再用来打学生时一折就断。从此以后先生对我爷爷的教课上书也不太尽心了。

　　听奶奶讲后，我觉得爷爷的道理有些牵强，但想来想去也感到无言以对。想到现如今父母亲他们这一辈子为让我们几姊妹上学读书，参加工作，所付出的艰辛和血汗是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的。同样，爷爷和奶奶对我父亲他们兄弟几人的抚养生存、结婚、成家立业也付出了千辛万苦。奶奶说，到后来的60年代，那是一个饥饿的年代，可以说我们全家几代人和许多人一样，都挣扎在生存线上，全是指望爷爷和我从外面摘点野菜，换点烂菜叶子回来充饥，爷爷划船带着父亲到长湖里打捞点小鱼虾、野菱角、野藕，甚至菱梗梆子回家度日保命。不久的年月里，村里、队里又来了什么工作队“驻队干部”。“驻队部队”进队不久开会说：“各家各户的船只及捕捞等小渔具属资本主义，要统一归交集体，要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各家渔船、渔具等捕捞工具收归集体作价或是论记工分统一管理，并在几天内完成这一工作。三天后，不交者，强行没收。”可我爷爷他死活不愿意将自己的小渔船、渔具等交与队里，而且一到晚上他还是硬着头皮偷偷出湖捕鱼捞虾，因一家六七口人要生存，家里也没有几个劳力，他不下湖，第二天就无食下锅，一家人要挨饿。“驻队干部”知道后就找来队长，他们觉得我爷爷这个老头子不服领导，不听队里的安排，要召开全队社员大会批判。工作队里的王同志问我爷爷为什么不听队里安排，不交小渔船和渔具，这是集体的规定。爷爷说：“我一个老头子用我自己的旧渔船和旧渔具工余后搞点副业，谋点生存的保命草难道也犯了什么大法吗？你们说是上面的规定，那上面也得让人活命是吧，不管什么规定也不能让人饿死吧！”最后队里和工作队的人一起还是强行收走了渔船、渔具。我爷爷不因为他们没收了下湖的工具，而停止下河捞鱼捕虾、挖野藕野菱回家填补肚子，同时还帮几户社员家补衬补衬些野生莲藕、野菱和野菜。过了不久，爷爷又请自家亲戚木匠用旧木板做了一个“腰盆”（如腰子型，可载一人或百十斤物资）并继续坚持晚上下河。

　　大约就在那年9月底左右，我父亲从漳河建设工地去当兵，去了部队，而工作队的王同志，在当地也生了一场重病，河岸村4队队长汪长兴带头执行上面的政策规定，任何人一律不准下河谋私利了，有违背者重罪甚至斗游全大队曝光示众，打这以后好多人都不敢下河了，而全湖生长的野莲藕、菱角、芡实米和野生能食的物品由公家承包专人看护。一日清晨，爷爷偷偷下湖回来，专心挑选了两条大的鲜活鱼和两只野鸭熬了一锅汤，双手捧送到工作队住处王同志床前，对王同志说：“王同志，这鱼、野鸭，是我用腰盆下湖用旧渔网粘捕来的，连野鸭也窜到我网上了，我将它杀了，我看你太辛苦了，就熬了一锅汤给你送来补补身子，以前我虽然没有听队里的话，我有错，从现在开始，我会好好地在家协助做些力所能及的活，给他们放牛、看孩子，做些家事，也要多挣工分，不能有资本主义的思想，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说完扭头就走了……

　　第二年的秋季，工作队要撤走了，王同志走的前一个晚上来到我们家拉着爷爷的双手说：“老哥呀，这是要还给你的东西和一个纸条信封，不过等我离开后你方可打开哟，上面都说清楚了。”工作队走了，爷爷把我二叔三叔叫到跟前说：“孩子，这是工作队的王同志送给我的东西，他们走了，现在可以打开了。”原来是当时队里和工作队要收缴的渔船的船头锁链、锁钥匙、渔网、渔具，还有被锁住长达一年多的渔船，所误工分由队里统一补贴到每户每船头。

（摘自《荆门日报》2012年11月11日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