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的耳目所及，我断定人不可能长生不老，于是“我不想长生不老”。边品读《荆夫文集》（以下简称《文集》），边省思过去未来，我端出这份“证词”，怯怯的——也许“恰如其分”，也许“恰如分其”或“恰分其如”。

　　最新宁夏版象山文丛收录的文字，凡十本，诗歌散文（随笔）小说，文体不一。书名如《骑马过桥东》《阳光照在左脸上》《洗浴过的工人阶级》等，酷得发潮，萌得发蒙。最简朴的《俗世徘徊》《任我南北》，也可以让人感觉到一爿心境、一股气势。独独这本《文集》，文体标识阙如，书名直白裸露。这情状，好比一次主题夜宴，一桌子西服唐装轻涂淡抹的，冷不丁一位仔裤T恤素面朝天，四平八稳，款款而至。拙极而雅，这素面的反倒抢了镜头夺了眼球。

　　我写此文，出于一个报人对另一位报人的理解，理解可能有偏差。

　　我写此文，出于一个普通记者对一位业内行尊的景慕，景慕拒绝献媚。

　　无论从业资历，还是业界影响，荆夫都堪称一位彻底的报人。新闻格式是报人作文的常规套路。如果说《要敢于面对群众》《又到迎接检查时》等，归于正统的新闻话语，语言“高屋建瓴”，那么《累了的瘦漳河》《从井盖被盗看文明创建》《荆城“挖沟”何时休》等，摆事实—讲道理—提建议，则于细微处，着眼民生，关怀至深；《呼唤崇高》《贫穷有毒》《未知无限，人类不朽》《让思想飞》诸篇，则展示了一位资深报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才情。新闻话语习惯于天然优先地占据道德高地，叙事说理有时流于急躁、肤浅，这大约是“普罗文学”的“设计性缺陷”。但操持新闻话语终究是新闻人的本分，“设计性缺陷”，能动性改良。选载于《文集》中的相关篇什，大多立论严肃，文字平和，少有文字刀客般的暴戾之气，繁复的思想缓流在温润的行间里。

　　荆夫笔下不乏名人（《曹德旺，这个认“死理”的老头》）大论（《警惕啊，人们！——“9·11”事件三周年祭》《直面劫难——写在举国抗击“非典”之际》），洋洋洒洒，气势恢宏。荆夫心里更有凡夫小事。因为人小事小，所以篇幅也小，比如《“贩猪人”不洗脸》《夜半的哥排排坐》《街头擦鞋嫂》等。小则小矣，用情真切，虽是陌路偶遇，然着笔细腻。“当农民工在为城市的繁荣奋力打拼的时候，我们分明看到了他们渴望的眼神，正期待着能够得到平等和友善的对待。”“你莫说，在这样寂静的夜半，有声汽笛，也好。”“对待人生，等待，或许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主动抗击命运值得钦敬，在力所能及地劳作中等待机遇，同样值得钦佩。”行间藏理，字里有情。——想起了茨威格的话：“我爱你，与你无关。”在《席少华》中，荆夫说：“孩子，或许你很顽劣，或许你一直被视为坏孩子，但我希望你时时记得那一次为一个集体赢得的荣光，以及你在这次荣光中得到的快乐！” 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鲁迅先生说：“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   

　　生活中，荆夫是个中规中矩的人，性情温而厚，恭且让，说话不刻薄，做事不取巧。这样的性情决定了其为文持论的温和。这种温和，不是随声附和人云亦云，不是无病呻吟有气无力。这种温和的持论，常常视角不二观点独到。“从‘温州现象’看荆门人”的一组言论，对于现实流弊，直面针砭不留情面，读之让人背脊发凉，“瞧，这个不留情面的荆夫”。片刻之后，反而身心轻松。好比经历了一次全身体检，检出了毛病反倒落心。《懒惰的荆门人？》持论更是客观冷峻。在反思国学反思传统反思国民性的大潮中，小城的文化精英们也在反思本土文化城市性格，“一日三省”当然是积极的，问题是凡事一边倒总难免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妄自尊大不该，妄自菲薄也不是该秉持的态度。对于荆门，荆夫是宽容的，即便是对荆门的“餐桌文化”；对于荆门，荆夫是有担当的，他呼唤荆门人重塑文化品格，为了荆门城市文化的起飞；呼唤一批人死心塌地甚至是“一意孤行”地做打基础的工作。

　　一个中规中矩的人也可以妙趣横生，荆夫的趣味文字，独具观点。《“桩歪”问题》叙述不疾不徐。“桩歪”还是“装歪”不重要，其意在弦外音自虚响：“‘桩歪’很正常，但要保持‘桩’不倒，却是要很深功力的！”《谈点别的》里还真谈了些正事，从文山会海到私作出版，从弃写游记到熄灯赏月，直至奥运话题，一杆笔跳跃腾挪，如泥丸落峻坂，一发不可收，时而逸气时而涩笔，紧慢适度，持重若轻。《方言进京有妙趣》《麻将中的联想》，“有说有笑”，笑中说理，思忖之余，不禁莞尔。真是“日不得白哒”。

　　乡愁是荆夫挥之不去的情结，纠根缠藤于他的意识深处。余光中说：“离乡背井，是地理的乡愁；怅顾汉唐，是历史的乡愁；清明端午，是文化的乡愁。”这样的感悟，无疑源自乡愁诗人岛礁处境和浮萍经历。其实，一切乡愁都源于伤逝，母亲走了，童年没了，过去的都过去了。对亲人旧物逝去的伤感，时光愈是渐离，感觉愈是强烈。“虽然流行的时尚令人眼花缭乱，但本真和天然始终是人们崇尚的美的范畴。”“我知道，小电磨磨出的豆腐，是断不会有那种纯正的清香的。但，我的拐磨恐怕是再也找不回来了。”

　　《证词》是《文集》的最后一篇，也是最“亮堂”的文字。“天上的星星很亮，我心中的星星也亮堂了。”“我不需要苦苦期待别人的证词，我再不希望得到‘好孩子’的名号。”太多的逝去，“hold不住”，伤不起，因为“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鲁迅）长辫子，今安在？石磨哪儿去了？哪里能听到母亲的“证词”？问天，问地，问自己——俱往矣。“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鲁迅）。”    

　　荆夫先生的性情，决定他通常以欠激烈的笔调写作欠激烈的文章，文平而势缓，却少有酸气、俗气，没有火气、戾气。除了《证词》，《文集》中篇什均系“见报稿件”，限于报纸版面（性质），有些话题没（不）能说得更加透彻（敞亮）；报纸到底是大众媒体，见报文字难免语直意浅；党报毕竟不是文学类专业报纸，有些叙述由于支离含蓄而至气势不畅。这，大约是《文集》作为“文学票友”（不是“票友文学”）的一个特点。

　　2012欧洲杯足球赛刚刚启幕，荆夫也是有足球情结的（《“拿捏”最是要功夫》《“桩歪”问题》中不断有足球的叙述）。行笔于此，我想起了前南斯拉夫天才球员、“巴尔干马拉多纳”斯托伊科维奇，1998年7月，法国世界杯的最后一天，这位“最后的球员”说：“我是被诅咒的人，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人比我更倒霉，幸运女神从来不肯光顾……”

　　2012年5月，《荆夫文集》出版，荆夫尚顶着“总编辑”的头衔，即将履新的他说：“我是幸运的，上天对我不薄，我要感恩，感谢生命里的关联人……”

　　本文收官之时，荆夫先生已经调离报社，挥别了那张他牵挂了几十年劳神了半辈子的新闻纸。挥手之间，思绪万千——怅惘？悲催？失落？解脱？也许，也许没有也许。白居易“自别钱塘山水后，不多饮酒懒吟诗。”我送先生两句：钱塘山水终有别，小饮微醺常吟诗——祝福先生。

　　——《荆夫文集》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