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乡村主要有三大匠：木匠、篾匠、石匠。乡村的自留山比较多，山里的树只要勤栽，还是能看见其成材的。这材以松树、柏树、杉树较多。松树多用来做椅子；柏树多用来做桌子、板凳；杉树多用来建房立柱做梁。因此木匠又分为好多类型的“师傅”。

　　清楚地记得邻居有一年请邻县做椅子的师傅，来家里忙了一月有余，做了好几十把松木椅子。这种椅子现在也只有在乡村才能看得到了，或者它自始至终都未能挤入它所在“行业”的名流。说起它的造型其实也很简单：一个略显长方体的底座，再加上一个靠背。可就是这两样看似简单的部件，要想不用一根铁钉把其完美而牢靠地连接起来，并非易事。底座有四个直角部位，其四分之三的本质被掏空，然后上锅蒸后曲成直角。不能蒸得太老，太老曲成的直角韧性太大，不易牢靠；也不能太嫩，太嫩曲成的直角会损伤那四分之一的材质表面，或者直接“咔嚓”脆成两截。不管是底座的连接，还是靠背的连接，以及两个部件的连接都是靠凿眼穿入来实现的。这凿眼的种类有方有圆，有的前宽后窄，有的前窄后宽。小的时候一直都未弄明白，直到前几日拆开一气瓶，经旁人告解方才顿悟：有些木椅的接头一旦进入眼口，是很难再拆开的。如此智慧让我想到了鲁班。

　　会做桌子板凳的师傅不比做椅子的师傅轻松。柏树是“十年树木”之外的类型。生长缓慢，加上它的枝叶年复一年地被砍下来熏肉，材质上布满了“结疤”。柏树本身就材质坚硬不易变形且重，加上满身的“结疤”，考验师傅的不仅仅是本身的力道，还有对“结疤”的巧妙处理。虽说师傅都是就料定尺，但对基本的黄金分割，简单的数学几何还是运用得炉火纯青的。

　　还有一类木匠，专门从事盖房子时，埋檩子、平八字、立柱上梁、钉椽子的工作。那时房子普遍都是土坯房。土坯垒好了，房顶除了瓦片以外都是木匠的活儿。檩子是平埋在靠近房顶一人多高的地方的数根圆木。等房子盖好了再在圆木之间铺上木板，就成了小阁楼。这被称为“正楼”。正楼所需的木板是由另一类木匠——“改匠”来完成的。这改匠所需要的工具比起前面说的木匠少了很多专用工具，最主要的就是一把大锯：大约两米长，六七厘米宽，一厘米多的锯路。一根圆木在被平均剖开之后，留下的锯末里也渗透着工匠们辛劳的汗水。

　　八字就是房脊，前高后低，前短后长，像极了“八”字。八字的三个点要左右平行且水平，因此被称为“平八字”。立柱上梁是在八字之下为分房间而延伸出来的工作。虽然没有武当那“一柱十三梁”的讲究，但分隔带来的力道均衡问题还是要考虑周全的。钉椽子是最简单的工作。椽子都是由改匠来完成的。钉的时候把间距算好，线拉直，在八字的圆木上用铁钉钉好即可。至于盖瓦基本上是人人皆会。

　　篾匠在乡村的吃香程度，并不亚于木匠。特别是在山村，尤其是在用背篓来运输东西的山村。我最熟悉的匠人，莫过于篾匠。爷爷是篾匠，爸爸也是篾匠。爷爷最擅长最拿手的是编席——凉席、晒席，以及那些需要用“席”打底的筛子、簸箕等。这席的取材很有讲究，要在春分之前砍竹，存放在通风干燥之处，晒干一部分水分之后，破竹起簧，而后的篾要被剖成两到三层，上中下三层都各有其用。而且剖成的薄篾不能现用，要晾干一部分水分之后方能编制器物。父亲的手艺不完全是祖传。因为父亲擅长的是编制背篓。背篓的种类很多，父亲几乎每样都精通。以至于发展到后来，其名声远远高过爷爷。他会在农闲的几个月里走家串户，凭着过硬的实力挣着那份“手艺钱”。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说“天干饿不死手艺人”。

　　石匠的分量要比木匠、篾匠轻一些。石匠起先只是打石磙、石磨。石磙用来脱粒麦子、稻谷等，很是粗糙；石磨用来磨面、磨粉，相对要精细一些。后来石匠担起了刻碑工作，练就了他们一手的好毛笔字。

　　如今的乡村，年轻人越来越多地涌向都市。春去冬回，匠人逐渐地消失，其手艺必将失传。当乡村渐渐失去纯正之时，我成了一名乡村新型的手艺人，为钢筋水泥矗立起来的楼房装饰其外表。不知道在不远的将来，人们无法定义乡村一词之时，是否会有人提及我等这类手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