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某日，我在偏僻的故乡见某乡镇干部读文学杂志《芳草》。揽手翻视，其篇名曰《乡村留守》。字间圈圈点点着阅读笔记，阅之精彩。这是我于文字中，第一次结识黄发清。

　　第二次读到黄发清的文字，是一个很有诗意的日子，黄昏的山野静静地落着雪，邮差送来我订阅的《中篇小说选刊》。罢饭，沏茶，拥炉阅读，直至夜阑。一篇叫《阳光普照》的小说中的乡村语境正与我所置身的语境同，作家思考的那些问题也正纠结于心。急查作者，“黄发清”三字跳入眼帘。

　　数年后，我在荆城街头巷尾和文学圈常听人说起黄发清有篇叫《城市谎言》的小说，讲述一场火灾的故事。小说于官场有几份危险与诡异，于市井是几分快意与传奇，于文学者为几分惊喜与佩服。小说在《长江文艺》发表后，全国17家杂志予以转载，引起中国文坛普遍关注。许多年后我读这篇小说时，感叹于作品的幽默与大气，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充溢臆间，是一部上佳之作！时光一晃到了上世纪末，某日，我拜访张德宏先生，聊到荆门文坛的扛鼎之人与扛鼎之作，他打了个电话，于是，在神仰其文数年后便与黄发清相识了。其人不酸不迂，视其外，看不出多少书卷气，读其内倒能品出许多真性情。出门进餐，站街头等车时，他在一个游走的挑担那买了几只莲蓬边剥边吃。味觉是有记忆的，他仍有一份浓浓的乡村情怀。其后，与他一同参加过几次省里的笔会，他的中篇小说《雁过留声》发表，很快又被《作品争鸣》转载。再后来，他的《乡村留守》由著名编剧盛和煜改编成湖北现代花鼓戏《十二月等郎》。此剧风生水起，被誉为创新了传统戏曲，为中国戏剧找到一种新的发展可能。

　　小说集《城市谎言》共收录小说十篇，关于城市的两篇，以《城市谎言》为代表；与乡村及农民关联的八篇，以《乡村留守》、《刘家洼野史》为代表，计30余万字。作者云：作家应该到老百姓中间去，寻找关于他们命运的故事，为至今仍在黑土地上耕耘的父母兄妹“寻找到那把命运的钥匙”。阅读中，我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使命、责任、良知。在部分作家越来越探险于家族秘史、人性隐秘情感的写作时，黄发清却坚韧而朴拙地在自己关于小说意义与使命的构建中不断耕耘，思考着现实中的现象，且以传统价值观为参照，进行着正义、善良、公平的判断，毫无隐讳地愤怒与愉悦，理直气壮地批判与赞美。其小说有着自己的艺术特点：

　　首先，这是与生活平行的写作。黄发清的小说故事都发生在当下，其语境与现实共同沿着一个方向前行。读《阳光普照》，我就正处于小说人物相同的际遇中：一群乡镇干部引导农民前年种天麻，去年植桑树，今年又要栽意杨，但结果都是一场空，深陷怪圈。现实与小说构成互文。其二，不用曲笔，直抒胸臆。快意于正义的歌颂和罪恶的鞭挞。比如《城市谎言》中的秋市长、媒体人陈谓可谓义薄云天，而《乡村留守》中的旭贵则让人唾弃。其三，充满着求索精神。客观世界是个矛盾体，充满着无奈。黄发清睁一双审视的目光关注着，并发出呐喊。比如在《城市漂泊》中，他以血淋淋的故事阐释着“资本的原始积累带有血腥性”这一事实，指出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我们的父母兄妹所面临的际遇，他们以血、泪和肉体繁荣了城市，以自我的牺牲为下一代立足城市奠定下基础。

　　掩卷之际，小说中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仍在眼前，他们是不死的精灵，他们的故事被黄发清以小说的形式写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历史。

（摘自《荆门日报》2012年9月2日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