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天他醒了，看到自己浑身上下都插着管子。他崴了崴身子，那样子是想翻身。崴了几崴却翻不动身。他这边看看那边看看，眼睛瞪得大大的。问，爸，我的手呢？我说，哪个叫你手贱（注：手贱：方言，调皮捣蛋的意思。），手被电烧了，要不成了，割都割了丢啦。他一下子愣了，接二连三地问，没有手了我怎么吃饭呢我怎么玩呢？问得我的心里好难受，眼泪直往下流。
                                                ——何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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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何明华
时间：2006年12月28日
地点：何军权家
采访人：泉溪

    何明华，何军权的父亲，1938年11月23日生，祖藉重庆市垫江县白家乡莲花村。1959年参军，在西藏自治区服役。1962年复员。荆门市农业局原种场职工，现已退休。

    父亲何明华说，何军权的故乡应该是在重庆市的那个小山村里。1976年7月，何明华挑着一担箩筐，带着妻子和一儿一女乘船沿长江而下时，祖祖辈辈生活的那片山水，那个当时叫四川省涪陵地区垫江县白家公社莲花大队四队的地方，就远远地留在了这条江的上游，留在了这一家人的身后。父亲何明华之所以坚持那是自己的这个幺儿子生命出发的地方，是因为何军权此时像一颗胚芽一样生长在他母亲的子宫里。他参加了这次举家迁徙——孕育他的地方是那片祖先的山水。
    时隔三十年后的2006年深冬，何明华回忆起那次迁徙时居然仍记忆犹新，仿佛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这一年他年近七十岁了。老爷子戴着那种雷锋式的冬装军帽，身上穿着厚厚的棉衣，外面还套着一件大衣，臃肿而实在。他的脸黧黑而布满皱纹，但声音却有着金属一样的质感，铿锵而果断。回忆起那次跋涉一千多公里，改变了家族历史的迁徙的原因，他说，没办法，要活命哪！

    何军权头上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那时候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没现在这么严，只是提倡一对夫妻生两个最好，当时干部们宣传说“一儿一女是鲜花，多儿多女是冤家”。但生三个四个的家庭也很多，国家管得也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严。有一天，我们在田里做农活，休息的时候坐在田埂上扯闲话，不晓得怎么就扯到生娃娃的事上了。生产队长开玩笑，说，不是我欺负人，何明华屋里的（注：屋里的：方言，妻子。）就是抱个磨子压都压不出（孩子）来了。

    讲到这里，老爷子嘿嘿笑着，一副得意的样子。是不是那个时候军权就已在他母亲的肚子里了呢？或者说，老爷子骄傲于自己最终打破了生产队长的预言，并让这个孩子成为了一个世界冠军？总之，老爷子讲到这里时皱皱巴巴的脸笑成了一朵灿烂的老菊花。

    我们离开老家一是我们那地方人多地少，劳动价值不高，一年忙到头只分得到二、三百斤粮。孩子一多，人都养不活。相比之下湖北田多人少，劳动价值也高，粮食也多些。再一个原因是我那时候刚从部队复员回家，年轻气盛，又没读多少书，脾气暴躁得很，与干部们打交道动不动就喜欢“蹦”起来。说好听点就是爱打抱不平，说不好听些就是爱和干部“抬枯扛”（注：抬枯扛：方言，指话不投机）。我们家一共有五弟兄，四哥当兵转业后分配在荆门炼油厂工作。我就想，干脆走了算了。于是就给我四哥写了封信，说你们如果能找到接收的地方的话，我们就到湖北，呆在老屋里不行。四哥在他们单位上是个干部，与工厂周围的生产队关系也很好，就找了一个地方让我们过来。1976年，我们全家离开老家，搬到了荆门。军权那时候还没有生，揣在他妈肚子里，我挑着一担箩筐，他妈牵着一大一小两个孩子，一路上走路，坐船、搭汽车。7月25号我们一家来到荆门。
    我们先是在革集村住了几个月，借的人家的房子住的。那是一片丘陵地带，村子里横七竖八着几座房子，旁边长着几个大树还有几片水塘，然后就是一块一块的水田。田肥得很。初来乍到，条件苦得很。腊月17军权就出生了。军权出生后我们又搬到原种场。那里是荆门县农业局专门培养水稻种子的单位。刚到荆门，人生地不熟。虽然我四哥在炼油厂，但毕竟不在一起，那段时间就漂着，难得很。去给军权上户口，公社管户口的一个女同志说，你看我们这里有哪个像你这么大年纪了还在生娃子。你已经有两个了，这个娃子上不成户口！我一听，倔脾气又上来了。想，这娃子又不是在湖北怀的，我们也不晓得这里管得这么严啊！我就对她说，那你看怎么办呢？把他捏死了算了？说是说，那个女干部还是很快就把户口上了。

    我问，您当时多大年纪了？
    老爷子说，快四十了。
    我说，在我们这里，那个时候四十多岁生孩子的也有，但不多。
    她是欺生，看我们是外地人。老爷子坚持着自己的观点，虽然语气平和，脸上也挂着笑容，但想像得出当年他的愤怒和执拗。
    我也相信老爷子的话。欺生也算是我们人性中的劣根性，特别是在文明程度不高的地区和时期，但我想，这件事可能与当时的国家政策有关。
    后来不是也上了吗？我说。
    老爷子笑了。
 
    军权出生后，蛮逗人爱，左邻右舍也都喜欢他。我也非常喜欢他。那时候生活条件差，月母子（注：月母子：方言，做月子的女人。）营养跟不上，奶水就不够。刚好革集村有一户刚从河南迁过来的人家，女人生了孩子，一点奶水也没有，就抱了孩子到处讨奶吃。讨到我们家，军权妈可怜那孩子，就天天喂那孩子奶吃。本来奶水就不够，再加上一根篾劈两半，军权的营养就明显跟不上，体质很弱。长得黄皮寡瘦，说话走路都迟得很。两岁半时，一天早上我给他穿衣服，不知怎么他咳了一声，吐了大拇指那么大一口血。我骇极了，抱到革集医院请医生看，医生让住院，打了一天针。第二天，医生说，这孩子体质太差了，最好是输点血补充一下（旁批：谁会想到体育冠军曾有一个体质羸弱的童年？）。我问那要多少钱啊？医生说60块钱一ＣＣ。我又问要输多少呢？医生说你要是有钱，就输个200ＣＣ。现在血库里没有血，你们自己去找血源，看有哪个愿意卖血没有？我一想，去哪找呢？病房里有个本地人，他说，革集村有个人卖血，你去找找看。我按他说的地方到村子去找，很快就找到了那个人的屋。他家上有老下有小，家大口阔，房子也破得很，一看就晓得家景很困难。我把买血的话一说，他就满口答应了。按医生的交待，我问了他血型，刚好也相同。我站在他们家天井里，他拣了一把断了背子的椅子给我坐，他就站在那里与我说话。看样子是个老实人。也没有多话，枯坐了一会我就出门回家。在大门口，他突然交待我，让我莫做声，不要让别人知道了。干部不让他卖血，怕卖了血就没有力气做农活了。他让我第二天去找他的时候，往田头一站，啥子也不要说，他就知道了。（旁批：其实那时大家都不容易。贫困、疾病像影子一样跟着这个国家的人民。为了生存，或者说因为一种血脉繁衍的本能，人们在与苦难做着看不见的抗争。甚至这种抗争是不自觉的，没有清醒意识的。）第二天，我去找他，他果然正在生产队里和社员们一起在田里做农活。田里有很多人。我就往田埂上一站，也不做声。他见了我，也不做声，装着不认识的样子。放了工，他回家洗了一把脸就和我一起到了医院。那次，我咬咬牙，一下子就输了１２０ＣＣ血。哎呀，那就管用哪！面黄肌瘦的人，血一输完，看着看着就红光满面起来。刚输完血，军权就在床上对我说，爸，我要出去玩。我说，你能走啊？他不做声，人还是有点虚。我就抱他出去，放在医院门口的花台的砖沿上。他当时就又蹦又跳，我心里好高兴。

[作者手记]：
    民间有句俗语：爷爷奶奶喜欢的是头生子（注：头生子：方言，指长孙。），爸爸妈妈心痛的是断肠儿（方言：最小的孩子）。面对着何家老爷子这张苍老的、已失去了锋棱而日渐柔和的脸，以及那双浑浊却宁静的眼睛，我觉得很熟悉。在哪见过呢？细细一想，却发现天下父亲看自己的孩子时都是这样一副表情，我父亲也曾这样看过我。在与老爷子的交谈中，我明显感到他对于自己年近四十生下的军权，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感。这种特别的情感比一般情况下的父爱与母爱表现得更深刻更伟大。是因为军权的乖巧还是作为父母的一种本能？可能都有一点！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与后来军权的成功是没有关系的。在父母那里，他只是自己的断肠儿。

    军权调皮又犟得很。从小不爱哭，做错了事，你训他，他将头一扬，一双眼睛就看着你。训狠了，他也不求饶，只是流眼泪。
    1980年，我们回四川老家给我父母亲包坟（注：包坟：方言，培坟的意思。），我就把他带了回去。一路上他看热闹，看稀奇，停不住。这以前他还没出过门。在宜昌等船时，我去给他买衣服，回来他就不见了。我和我四哥到处找，最后在江边找到了，他去看船了。他说，爸，好大的河，好大的船啊。我对他说，娃子，这不是河，这是江！这是长江！
    他是第一次回老家，老家的人没有见过他。他胆子大，与堂弟在家里玩，人家学生娃放学回家从门前过，他们俩弟兄就跟人家打架，别人跑了他们还赶，一直赶到人家屋里去打。我的那些堂姐妹表嫂们问，这是哪个的娃子？不得了了，胆子好大，赶到人家屋里来了！跟在后面的他堂弟就说是我大爸家的。表嫂们就笑，说，狗日的何明华，在荆门生了这么漂亮的一个儿子啊。转过脸就吓他，说，来，我们把这个野娃子杀了吃了。军权一听，赶紧往回跑，跑进门就喊：爸，爸，他们要把我杀了吃了。我说，谁让你淘气了！人家是逗你的。
    1981年8月23日，正是秋收的忙季。那天早上他起得很早，一起来就出去玩了。我们大人忙得很，也没谁在意，反正跟平时一样。后来听邻居们说，他一个人围着屋前屋后转了几大圈，然后就跑到革集街上去找他的那些小伙伴们玩。玩了一会，回来吃早饭，三下两下扒了几口饭，对我说，爸，我出去玩了。我说，别淘气哦。他说，晓得。一眨眼就没了。中午快到一点了，我们都收工回来吃中饭，他还没回家。我叫他姐姐去找，喊他回来吃中饭。他姐姐把他找了回来，又是扒拉了几口饭放下碗就往外跑。我说，去哪？他说，说，爸，我出去玩。我说，莫让人讨嫌啊。他说，晓得。一溜烟又出去了。
    下午三点多钟，我和生产队里的社员们割稻子，挑草头（注：挑草头：方言，将脱了谷粒的稻草捆了挑回去放稻场上。）。我正走在田埂上，只听远处“轰隆”一声响，像打炸雷。我抬头往响的那里看，只见远处升起一股黑烟，好像在放变压器的地方。我不晓得出了什么事，想，要是哪个碰到变压器上就完了，就没有命了。正想着，就看见一个人从田埂那边跑来，边跑边喊：老何，你屋里的娃子出事了，被电打了。
    我扔下草头就往那里跑，田里干活的乡亲们也丢了手里的活往那里跑。跑过去一看，军权倒在变压器台子下面的草里，身上黢黑，都烧糊了，像火烧过了的糊柴头子。再一看，两个膀子没肉了，手板心也没有肉了，五个指头粘在一起了，胯骨上烧了两个洞，脚板心也烧了两个洞。

    军权的母亲说，当时她跑到现场时，一看那情景，吓得人都傻了，大脑里一片空白。乡亲们直嚷嚷，叫着快抱了去医院，但谁都不敢动手。不是害怕也不是不帮忙，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去抱。后来，在场的村人私下里说，真担心一用力，这孩子就会像一架锈蚀的机器或者一张被大火烧过的桌子一样瞬间散架。父亲何明华记不清当时是怎么抱起昏迷在地上的儿子了。至今仍留在大脑里的只是一种感觉，这感觉是，又怕弄疼了他，又想快点抱到医院去。看着何明华抱着儿子一路跑远，村人们站在空旷的田野上，相互问：这孩子还有没有用啊！

    送到革集卫生所，几个赤脚医生一看也吓着了，不敢收。革集离荆门城有几十里路，如果靠我抱着跑去可能娃子早就没了。我心里急得没主意了，恨不能抱起石头去砸天！革集街揸把长的街，风一吹全街的人都晓得了。公社书记来了，说，你快点把孩子抱来，我去找辆车，拖到七医院去（注：七医院是当时荆门治疗烧伤的最好的医院，离革集也最近）。只一会儿，书记带着一辆拖拉机来了。我就抱着军权，爬上拖拉机坐在后面的车厢里，拖拉机就往荆门赶。我们俩爷子（注：俩爷子：方言，父子俩的意思。）坐在车厢里，我低头一看，不晓得什么时候军权醒了。都那个程度了，他竟然没哭，脑子也还很清醒。一路上，颠颠簸簸。他说，爸，我疼。我就对司机说，师傅，麻烦你开慢点，这娃子疼。司机就开慢点。农村的土泥巴路不好走，坑坑洼洼的，再加上拖拉机颠簸大，走了一段，他又喊疼。司机不敢太慢，怕慢了误了去医院的时间，娃子有个三长两短，事更大。我就对军权说，叔叔开得已经蛮慢了。我又说，哪个要你贱的啊？现在才晓得喊疼哦！他听了，就不做声了。（旁批：生命有时候很脆弱，有时候又表现出让人震惊的坚忍和不可战胜。因为神奇，所以它具有着无穷的魅力。）
    到医院住了下来。第二天就动手术割膀子。第一次割了一只，他不知不觉么子（么子：方言：什么的意思。）感觉都没有。第三天医生又来给他打麻药准备动手术割另外一只，他醒了，看见医生拿着针，他就举起剩下的那只手打医生，一边打还一边骂。我的心像刀子绞，就对医生说，能不能给他留一截啊？医生说，你看膀子上肉都烧熟了，留下一截弄不好会感染，一感染命都保不住了。我也就不能再说什么，就这样两只膀子都割了，并且连肩胛骨也一起拿掉了。

    说到军权的手术，老爷子心疼不已。他说，那时军权的肩胛骨其实是好的，他希望能留下来。他说，留下来，到底还能背个书包什么的，有肩膀人也好看些。但老爷子心疼归心疼，也不怨医生，因为那时医疗条件差，留下肩胛如果真的感染起来，说不定真的连命都保不住。说到这里，老爷子还是叹息不已。
    是的，现在军权是没有肩膀的，他的头与上身构成了一种三角形的形状。2007年，何军权在北京出席电影《隐形的翅膀》首影式后，《隐形的翅膀》的导演和2008年残奥会开幕式及闭幕式执行总导演会见过他。他们在电影中看过他的身体。他们说，他站在游泳池边的跳台上有一种雕塑感。导演这样说，我却觉得那其实是一种触目惊心的残缺美，就像断臂的维纳斯一样。

    手术后，军权昏睡了一整天。第四天他醒了，看到自己浑身上下都插着管子。他崴了崴身子，那样子是想翻身。崴了几崴却翻不动身。好像感到身上有些不对劲，因为平时不是这样的。平时，他在床上打个挺就坐起来了。他这边看看那边看看，眼睛瞪得大大的。问，爸，我的手呢？我说，哪个叫你手贱，它被电烧了，要不成了，割都割了丢啦。他一下子愣了，接二连三地问，没有手了我怎么吃饭呢我怎么玩呢？问得我的心里好难受，眼泪直往下流。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颠来倒去地说，哪个叫你贱的呢哪个叫你贱的呢？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他看我不做声，过了一会又问，手什么时候能长出来呀？我只好骗他，说，等病好了之后就会再长出来，那时候你就不要再贱了。他说，好，爸爸，我再不贱了。

[作者手记]：
    在采访中，我曾听到过一些隐隐约约的传闻，说军权的父母自己或者是在亲戚朋友的劝说下准备放弃对军权的治疗。因为：一是不知他是否能救活，就是救活了将来他也是一个废人了，养着这样一个废人将给家里带来很大的压力。而更让人不敢想的是，父母在的时候父母可以养，父母不在了，他将怎么活；二是那个时候，谁家的经济状况也不好，这么大一笔医疗费从哪里来？就是借了，将来用什么来还：三是即使救活了他，他自己将来活着也是一种痛苦，不如现在乘早让他“走”。民间有个说法：早死早超生，让他来生寻个好人家去。我们曾经历过那个时代，对这种传闻是有些相信的，因为那时，我们这个国家刚从大规模死人的战争和大规模死人的饥饿中走出，个体的生命更多地要服从于国家的利益和群体的利益，而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放不出它应有的光芒。那时，人们见惯了死亡，生命的形态是一种“草”的属性，大家对它的枯萎熟视无睹。因此，即使他父母真这样做了不会也不应受到任何责备。我曾力图求证这件事，军权很坚定地否认了这种说法的存在，但与军权一同长大的同伴说他们听到过这种说法。我不敢将这个问题求证于他的父母，因为这是一段让人感到尴尬、痛苦的往事。在与军权同伴的交谈中，我发现了一个有价值的线索，这就是军权在炼油厂工作的四伯在那个时候给了他们家很大帮助，在以后的日子里，军权与他四伯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在我们写这部书时，四伯已离开人世，军权每次回来都要去他墓前看看，而在他成名之后，也给了他四伯的孩子以很多的帮助。因此，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一些可能为军权所隐讳的真实背后的蛛丝马迹，体验着他的良苦用心，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贫穷对于生命有着多大的锈蚀作用。

    我四哥（注：军权的四伯）他家离医院近，在医院里，很多事都是他一手帮忙联系的。九月底的一天，我到四哥家里去端饭。走时，我对军权说，躺着别动哦，我去给你端饭。我匆匆地去匆匆地回，等我端了饭回来，刚上楼梯口，医生就训我，说，你是怎么看护病人的？像你这样病人早死了。我吓了一跳，以为军权又出了什么大事，忙问，怎么了？医生说，你自己去看看。我赶忙走进病房。原来我走后，他要拉屎，把屎尿拉病房里了。可那屎尿不在床上都在地下。我问，谁帮你起来的？他说，没有谁？我又问，你怎么起来的？他说，我把身子慢慢辗（注：辗：方言，移动的意思。）到床边趴在床边用脚把旁边的椅子勾过来，一头搭在椅子上一头搭在床上拉的。我一想，这娃儿好聪明啊，却落了这么个下场，真可怜哦！可就是那样了，他还是好强，犟性子一点也没减。有一天，他说，爸，我要吃面条。我买了把面条煮了，医生却不让吃，说汤里放了酱油将来伤口好了会成黑色。他又说，爸，我要吃苹果。我说，你还这呀那的，手都没了，以后看你怎么办。他听了就不做声了。我跑去给他买苹果，但买来后他不吃了，怎么哄也不吃。从那以后，他不再要这要那，连吃饭也不要别人喂，自己用嘴直接到碗里吃。除了实在没法的事，自己能做的事决不要别人帮他。（旁批：农村有句俗语：三岁的娃娃看到老。意思是说，从孩子的小事中可以看到他长大后的性格。的确如此，如果没有这样的犟性子，军权登不上今天的残奥会领奖台。）
    在医院里住了两个多月，就出院了。花了1500块钱，再住我们也负担不起。他那时伤还没全好，一直到五、六岁，肚子和脚后跟都还在流脓。
    接着就到了上学的年龄。看他做什么都不方便，更不用说写字了，我就犹豫着送不送他上学。军权对我说，爸，我要读书。原来他看和他一起玩的那些娃子一个一个都到学报名去了，就剩他一个人甩着两只空袖管在村子里荡来荡去，他感到了孤单，也想上学读书。虽说那时候家里很穷，但我想，好歹他在我何家操了场生，给我做了儿子，不让他踏进学校门心里打不过去，管他读不读得成，也算我尽了个心。这样他就去上了学。有一天放学回来，他说，爸，我不去上学了。我问为么子。他说，我把老师的墨水瓶打破了，老师要我赔钱。学校是场里办的，离我家不远，我就去问老师。原来下课的时候，娃子们都在讲台上玩，他的袖子一般都是空吊在身子两边，哪知玩着玩着，衣袖一甩，把讲台上放的一瓶墨水绊掉在地上了。老师说：吓他的，哪会真要他赔钱呢？我说，你看他残废成这样子了，不让他读他要读，让他读又总是给你们惹麻烦，好歹看他是条命，以后还要靠老师们好好费心。老师也很乐意地答应了。

    老爷子一下子有些伤感起来，眼睛也眨巴着。我看不清那层层叠叠的皱纹里是不是有眼泪，只感觉那斑痕累累的山洞一样的眼眶里，透着暗淡。
我问，你是不是有些责怪那个老师？
他说，我有什么理由责怪人家呢？

    我回来对军权说，老师不要他赔了，让他明天还去上学，可他倔劲来了，说么子也不去了。就这样在家里又玩了两年，直到八岁左右，才又去上学。老师让他坐在教室后排，弄了张高椅子让他坐，又找了张矮凳子放课本，搞了这么一个特殊座位。于是他就坐高椅子上用脚在矮凳子上写字。他作业写得还比较工整，头脑也还可以，但我晓得靠读书将来养活他自己不可能。那些年，我最大的心病就是这娃子将来靠什么来生活。他书读得不是很好，当时我就想啊，还是学点特长吧，学好了将来有口饭吃就饿不死了。开始想学美术，他说太难了，学不会，后来又学写字。每天放学回家，我就折根树枝让他含在嘴里在地上写字。我还给他讲古代的人如何练字的故事鼓励他。我没什么水平教不好，学校的老师也没有对书法有研究的。于是书法也没学好，就那么混，一直学到第九册。有一次，一个娃子喊他“断膀子”，引得一些娃子们跟着喊。他说，你再喊，我不客气了。第二天放学，那个小娃子骑着一辆自行车，一出学校门又喊。军权去赶，赶到堰堤上，把那娃子拦住了，他上去就给了人家一脚。还好，没把人家踢掉水里去。这时场里的小学停办了，要走上好远的路到另一个村。我想，隔那么远，又只这么点年纪，起风下雨手脚又不方便。再加上和他一起上学的小孩子们喜欢喊他“断膀子”。我怕别人欺负他，说算了，就没让他去上学了。

2

讲述人：陈波
时间：2007年12月4日
地点：酒巴
采访人：泉溪

陈波，生于1978年4月9日，何军权童年伙伴。现为荆门市东宝区革集村村民。

[作者手记]：
    成名以来，军权的社交范围十分地广泛：体育运动界的名人、党政官员、演艺界的名星以及其它社会各界的人士。比如他接受过杨澜的采访，做过她的访谈节目；比如他与电视连续剧《花开有声》中的许多名演员是朋友；比如他受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湖北省举行的表彰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的俞正声和省长罗清泉就坐在他身边。发言的时候，坐在他旁边的省长罗清泉（现任湖北省委书记）亲手打开矿泉水瓶喂了他喝；比如他与国家残奥队游泳教练严伟是老师兼朋友的关系，甚至为他的婚事出面做过说客。但我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其实军权的社交圈子也很窄，有些时候他甚至很孤独。因为，这些都是很理性的社会交往，对于他这样一个出生于草根阶层的人来说，要想真正融入这个圈子，存在着太多来自文化的、经济的、生活背景的以及心理上的困难。
    在这种背景下，与军权谈及小时候的事是比较轻松的一个话题，他经常提到一个名字，这就是他儿时的伙伴陈波。有一种说法，说一个人在这世上走了一圈，到了六十岁之后，回过头来看能在一起玩得没有任何压力的还是青少年时候的那帮朋友。是不是呢？我在军权身上隐约看到了一点影子。

    听我奶奶讲，权儿（注：小时候他们都这样叫军权）小时候很听话。他妈生了他后，在队里的猪场养猪，忙的时候就将他放在萝筐里面。他坐在里面不哭也不闹，一个人玩。那时候，他们一家才搬来，很穷。过冬都是下面垫一张竹席子，上面盖床被子。
    他比我们大一点，那个时候一般都是他带着我们玩。钓鱼、摸虾、他什么都玩得比我们好。
    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出事。那天，权儿、我、我弟弟在我屋后头玩，不知怎么就到了放变压器的台子下面。以前电工在上面做事，我们小孩子就围在下面，电工剪的电线头，我们都捡起，卖了买糖吃。我弟弟比我小两岁，就觉得那上面好玩，要上去。我就蹲在地上，权儿踩在我肩上往上爬，我弟弟在后面推他屁股。大家一起用力，他就爬上去了。他将自己的裤带系在变压器的散热片上，一手抓着裤带，一手伸下来，想将我弟弟拉上去。他在上面拉，我在下面推，但力气小了，弄了半天弄不上去。后来，他就说，你们不上来了，我一个在上面玩一会就下来，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玩。话音没落，一团火球一闪，接着一声“轰隆”的爆炸声，吓得我和弟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一下子跑到屋后的坡地里躲那里了。哭也不会哭，喊也不会喊了。我爸爸那时管小队里的电，懂一些电的知识。他听到喊声，怕是我们在那里出了事，就跑过来了。我爸一看是权儿被电打了，就跑到配电室，两脚把门踢开后去拉电闸，可还没等他去拉，电闸已断开，是保险丝烧断，电自己断开了。
    出事后，权儿家家庭条件也不好，没钱。他四伯坚持要把他救下来。所以后来他四伯最疼他，他也最疼他四伯。他四伯去世后，每次他回来都要到公墓去看看他四伯。也不能怪他父母，因为穷，好人都难活哪顾得上残废人啊？
    他从医院回来之后，我们又在一起到处玩。乡下孩子上学迟。我六七岁了才上幼儿园。原种场办学校后，我们就在场里读书，每天一起来一起去。那个时候一般都是早晨在家吃饭，然后带点东西中午吃，下午才能回来。我们和他在一起，哪个有空哪个就照顾他。其实一般的事他自己都能做，就是解手后擦屁股需要别人帮一下忙。
他个头大，和我坐在教室后面。他是用脚写字的，刚开始不习惯，一个个写得多大，慢慢就小了，能装在格子里了。他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也不差，班上二十一个同学，他是中等样。
    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可真调皮，做了好些“坏事”！
    五年级上半学期，正是大冬天。学校一间教室放一盆木炭火，上课下课全班同学都围在火旁边。有一次他不知在什么地方弄了两颗雷管，放在文具盒里。我看见了，就问他是什么。他说，这是雷管，蛮厉害的。他又说，没有引信，点不燃的。下课后，我们跑到一片松林里用锤子打，砸碎了也没弄响。回教室后，我们把剩下的一颗放在教室里的火里烧，想看它有什么反映。扔进火里烧了一会就开始冒烟子了，一班人全往外跑，刚跑出教室门雷管就炸了。声音太大了，校长来了。校长知道情况后，吓得声音都变了。说，先生啊，你们要把我的楼房都炸了啊。于是就全校开大会，让我们几个站在旗台上亮相。
    还有一次，我们摸了一大篓子小鱼小虾螃蟹，拿到一个伙伴家，烧火炸了吃，把人家一壶油倒进锅里一锅炸了。那时油是凭票供应的，每人每月好像是二两。这么一来，人家这个月就没得油吃了。这事让我们大人知道了，每家挤一点油还了来，这家人才有盐少油地熬了一个月。
    有一个夏天，革集街上的人都在睡午觉。我们几个在街上玩，跑到供销社收购处，收废品的那个人坐在一张椅子上也睡着了。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个瓶子，里面是一些像糖一样的东西。我们抱起就跑，跑到僻静处，拿出来看，研究了半天也没弄清是什么东西，吃又不能吃，剥又剥不开。权儿抱回家里，他爸爸一看，吓了一大跳，说，天哪，你们在哪里抱了一罐子炸弹啊。如果摔个跟头，你们几个的小命都没了。原来，那是一瓶子炸药，人家放那里晒太阳褪潮气的。他爸爸问清楚后就给人家送回去了。
    权儿虽然调皮，但心蛮好。有一次，他爸回四川老家了，他妈在家里病了，病得很厉害，躺在床上起不来。权儿放学后就先搬把椅子放灶台前，打开沼气，坐灶台上用脚拿着锅铲给他妈打鸡蛋吃。有一次，他和我弟弟一起放牛，我弟弟坐在牛背上，牛从两棵松树间过，一根树桩从我弟弟腿上穿过去。牛走了，我弟弟就挂在树上了。我弟弟就拼命地喊。权儿人小，自己一个人把我弟弟弄不下来，他跑回村子喊来我父母，他们拿了斧头锯子才把我弟弟弄下来送医院（旁批：陈波兄弟在军权被电击后，吓得藏到坡地里去，但军权遇到危险的时候总能那样镇静地想办法解决，那样勇于承担。是否因为他曾经经过灾难，所以才炼就了这样的性格？）。所以后来我们在一起玩，权儿要解大溲，我就对弟弟说，去，擦屁股去。弟弟他什么话也不说，老老实实就去擦。
    权儿什么都会玩，比如钓鱼，怎么拴钩，砍哪样的竹子做竿子。为了弄到根好竹竿子，我们跑到人家竹林里去砍。他是用脚钓的。往钩上装鱼饵啊，都是用脚。他知道哪样的鱼饵好钓草鱼，哪样的鱼饵好钓鲫鱼，并手把手地教我们做。有年冬天，他用我父亲拖拉机上换下来的轴承做了一辆小车，拖到堰塘里的冰上滑冰玩。

[作者手记]：
    我曾问陈波，有谁欺负过军权没有？他说，有啊，但权儿性子犟，别看他没手，不弄个赢头他誓不罢休。他打人都用脚，脚踢起来能到别人头上去。我又问，你们欺负过军权没有？他说，没有。他比我们大，一般都是我们跟着他玩怎么敢欺负他？再说，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从没感到他是一个残疾人。
    弗洛伊德说，童年的经历会影响一个人性格的形成。从某种意义上看，军权一直很自信可能与他的这段童年生活经历有关。

    这样一直到小学毕业，后来我们出村子上中学，他就没读了。他父亲给他买了几只羊子，他放了一段时间羊子。后来，他父亲又在他家旁边搭了一个棚子，卖百货，他就整天守在那里。夏天天热，周围的人在那里买水喝，歇凉，下象棋。他人聪明，看了一段时间自己就会下了。后来，那些大人都下不赢他了。
    那个时候，他的脚用起来已经一点也不比我们的手差了。我们原种场里有个负责保卫工作的人，他喜欢抽烟。有一次与权儿打赌，他说，权儿，我给你一包火柴，你能给我把烟点燃，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权儿心眼活，他怕那人赖账，说，你先把钱放这里再说。那人说，我这大人了还跟你们小孩子开玩笑啊。于是就拿了两块钱放在那里。当时两块钱还很值钱的。权儿就用脚将火柴从盒子里拿出来，又将火柴划燃，将他的烟点燃。与我们用手一个样灵活。那个人就真的将两块钱给了权儿，权儿买糖我们一起吃。（旁批：我们曾听到过很多这样的故事：如果谁的眼睛瞎了，但他的听觉就会特别敏感；如果谁的耳朵聋了，但他的心算能力就会超过常人。这让我们不得不感叹造物主的神奇。）
    权儿和我们在一起，他没觉得与我们有什么不同，我们也没觉得他与我们有什么不同。学游泳的时候大约是七八岁的样子，也没想过他没膀子没手危险。我们把牛赶到东边的水库边，水库尾巴上有一个地方水很浅，我们在那里玩了几年水。先是游短距离，游过去了，就再游长的距离，一个跟着一个像一群小蝌蚪，慢慢就会游了。有一次，我弟弟跟着他游，他游过去了，我弟弟体力差些，游到水中间就游不动了，往下沉。权儿连忙游回来，扎到水里，让我弟弟一把抱住他的腰。按人们的说法，在水里救人最忌的就是落水的人把来救的人一把抱住，这样有可能两个人都淹死。可权儿没手，他只能冒险这样。大概是权儿水性太好了，他浮了起来，拖着我弟弟游到边上。那一次快把我们吓死了。大人知道了，说，你们再到那里游泳就把你们腿子打断，可过了一阵子我们又去了。
    有一次在革集街后面的一个水库游泳，有一个人对军权说，我们俩比赛，看哪个先游过去，你在我前面游过去了我给钱你买糖吃，结果那个人输了。与他赌的那人很年轻，二三十岁的样子，长得很块（注：块：方言，指长得很壮实。）。军权游过去后又游过来，那人游过去后，站在岸上歇了好一会才游过来。那个人规规矩矩给了十块钱我们去买东西吃。
    回想起来，那段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和那些往事都很值得留念。

    圆圆的脸，短短的头发。陈波坐在我对面，一边喝着茶一边说着与军权的那些故事。与父辈的那代农民比，他们已很不同了。没有那种日晒风吹的苍老，也没有背朝黄土面朝天的闭塞与自卑。他开着一辆自家的车跑运输，只在农忙的时候才下田插秧或收割。说到他开的车，他说买车的时候军权还帮了他一把，借了些钱给他。后来，他还钱给军权，同时送上了一笔利息。军权生了气，将利息退给了他。虽然见面很少，但他们经常联系。去年军权回家，他弟弟开了辆拖拉机来把这个世界冠军拖到家里玩了两天。他笑着说，军权很给他弟弟面子。他弟弟有个朋友是中学的老师，一直想见见军权，但又怕军权不赏脸。他听说弟弟与军权是小时候的朋友，于是就托了他给军权说，还说只要军权答应见面，他花多少钱也要在荆门最大的酒店请他吃饭。军权听了，哈哈大笑，到了弟弟家就让他去把那个中学老师叫来，不仅没让他出钱在酒店请他吃饭，反而陪他好好喝了一顿。中学老师喝醉了，睁着一双迷离的眼睛盯着军权，说，你是不是真是那个世界冠军何军权啊？

3
讲述人：何军权
时间：2007年1月30日
地点：酒巴
采访人：泉溪

    何军权，1978年1月6日出生于荆门市水稻原种场。现为中国残疾人游泳队队员。曾在悉尼残奥会上获得一枚金牌，雅典残奥会上获得四枚金牌。

    酒巴里飘荡着轻音乐，宁静的音乐声中人声却很浮躁。
    儿子典典（注：儿子典典的名字取自雅典的典字，军权取的。生他的时候军权正备战2004年雅典残奥会，也是纪念军权自己在雅典的那段不平凡的经历。）在一边闹腾着。陈波曾说，典典长的不太像小时候的军权，但那个调皮劲却跟军权一个模子里脱出来的。看着典典在沙发里上上下下地爬，我突然想到，三十年后，当典典到了他父亲这个年龄一定不会是他父亲现在的样子。因为，人的经历不可复制，苦难更不可复制。走过的风雨不一样，刻在脸上的容颜也绝对不会一样。
    典典玩累了，慢慢在他妈妈赵敏的怀里睡去。于是，在这古典的音乐与现代人的喧嚣声中，军权开始追忆他的那段似水年华——

    小时候的事很多都没什么印象了，只记得那时候相当调皮。我们有五个经常在一起玩的孩子，人家称我们“五土匪”。在“五土匪”中，按年龄我排老二。现在我父亲带我儿子典典回革集老家，老街上的人看见了，还开玩笑，说，“土匪”的儿子回来了。有一次，我们偷人家西瓜，西瓜太大了，抱不动就滚。还有一次偷人家的黄瓜吃，趴在地上爬去的，刚将挂在芜子上的黄瓜咬了两口，被隔壁的老太太发现了，她蛮厉害，赶来了，我们留一截在芜子上站起来就跑。那段时间，经常有人上家里找我们大人扯皮告状。
    记忆中最早的一次下水，是四五岁时，那时我还有手。是我父亲带我去的，就在我家旁边的那口堰塘里。那是个晚上，月亮刚出来。父亲把我放在埠头下的水中，我的两只手抱着埠头，两只脚“扑通扑通”地打水花，一浮一沉的。我四伯走到堰塘边看到了，对我父亲说，他这么小你就带他到水里，是不是有危险啊。我父亲说，这娃子贱，淹不死。我自己的感觉是与水很亲。从那时起，一到夏天我就在水里泡着。有一天，我去放牛，放到水库边上。看到一个人在水库里放一群鸭子。我就想，鸭子在水里为什么能浮着，我为什么漂不起来？于是，我就抓了两只鸭子过来，坐在鸭子背上。我想，鸭子能浮起来，我坐在它背上可能也能浮起来。结果一坐上去鸭子就沉下去了。我就追鸭子，追着追着就追到深水里去了。我也沉下去了，水有一人多深，我一掂脚，冲了起来，我想，完了完了，这次要被淹死了。我连忙喊救命，同伴比我大一点，他围着我游了两圈不敢来救我。于是，我拼命地冲，也不知冲了几次就冲到浅水区来了。回家了也不敢给大人讲。

    童年时的记忆是十分清晰的，军权在讲述那段往事时，眼里闪动着一种温情的光亮。似乎也让我看到了明月、堰塘、清清的堰水，还有岸边在晚风中轻拂的杨柳。故事就从那个有月亮的夜晚开始了，地点就在老屋旁的那方堰塘。

    有一次我堂哥到我家里来，晚上我们在堰里游泳。他坐在轮胎上用手划。我就在浅水区跑来跑去，结果一绊就跌倒了。水冒过我的头我起不来了，喝了不少的水，那时我已经没有手了，就用两只脚在水里乱蹬，不知怎么忽然就浮出了水面。就这样，在水里泡了几年，也不知是从哪一天开始，我就会游泳了。（旁批：何军权没有手居然会游泳，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个奇怪的事。的确，这是一个奇迹。）有一天我在水里玩，堰塘边有个人走过，他说，这孩子没有双手怎么还能在水里站得稳啊？我觉得这话问得好奇怪，不理他。田埂上放牛的老人听见了，就说，这娃子水性好，可能他将来与水有蛮大的缘分哩。
    我们放牛经常放到一座水库边上，水库中间有一个小岛，上面种的有香瓜，我们就偷人家的香瓜吃。下水之前，我们把衣服放在抽水的小泵房里，然后游到岛上偷瓜。守瓜老人发现了。他不敢下水，就在岸上找我们的衣服，拿着我们的衣服就走了。我们不能光屁股回家，游回来躲地草丛中，等了半天等来了一个小孩子，我们让他去求那个老人。那孩子嘴甜，两声爷爷一喊老人就将衣服给我们了。与我玩的那些同伴上初中后，我就一个人独来独往了，过得很孤单也很自在。
    有一次我放牛时，在水库里游泳。有一个初中学生从水库边走过。他可能在电视里看过残疾人游泳比赛，他见我游得蛮好，就站在岸边对我喊：你游泳游得那么好，为什么不去参加残疾人游泳比赛啊？我踩水站在水中，也喊：残疾人也能参加游泳比赛吗？我没有手哩！他喊：是啊。我在电视上看见残疾人也能参加比赛。他继续喊，不说拿冠军，拿个二名三名也可以啊。他在岸上看我游了一会就走了。我一口气游上岸，穿上衣服就赶着牛往家里走。回到家，我关上牛就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想。我妈很奇怪，问我怎么这么早就把牛赶回来了？我说，我要到电视上参加游泳比赛。说得我妈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着，第二天就去找我堂哥，他住在城里，也有电视，我想，他应该知道残疾人游泳队的事。堂哥说，可能我们荆门还没有，只有省里才有。于是，那天晚上，我就给湖北省体委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我说我会游泳、跑步、跳远，然后我说我想参加残疾人体育比赛。那时候，参加残疾人运动队是我的一个天大的梦想。信寄出后一直没有回音。那是1992年。

[作者手记]：
    一点火种就这样播下，一盏梦想就这样点燃。梦在希望就在。我曾带着某种宿命论的视觉审视军权写信这件事，又曾猜摩那个放牛老人的话语。难道这其中真的有某种关联？难道军权与水、与这项他无意中学会的技术有着前世的因果？但我也曾看到过这样一些事：某个做文学的朋友，年轻时也曾满腔热血，言辞恳切地给名家写信求教，甚至登门拜师于名门，但最终却没趟出一条自己的路来。军权的信如泥牛入海，落入一片空寂，而我最终没想透这其中的机缘。商隐先生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4
讲述人：何明华
时间：2006年12月29日
地点：何军权家
采访人：泉溪

    1993年我退了休，我们父子俩就在村子里开了个小卖部。当时我主要是想给他找个事，万一哪天我和他妈都不在了，他能自己挣口饭吃。但赚不到钱，搞了一场，连本钱都没了，不开了！又做牛生意，贩牛卖。做牛生意时我没费多大神，主要是军权在操心。别看他刚十三、四岁，他跟那些牛贩子跑了几趟，很学了些东西。比如怎样看牛的年龄，买哪样的牛能赚钱，哪样的牛不能要买回来会赔钱。他比我懂。有时候，牛买回来，暂时行情不好没出手，牛就由他放。放五头牛，哪里草好他把牛往哪一赶，自己在一边躺在草地上睡觉，牛就安安静静地围着他在周围吃草。牛吃饱了，就回家。四头牛就在前面走，他骑一头牛在后头跟着，叮叮当当地走。他放牛，牛从来不淘气，就是打人家菜园边过也不偷人家的菜吃。村里的人感到很奇怪，又非常羡慕他。贩了几年牛，赚了点钱，后来又买了羊来放，也是那个样子，他把羊调教得服服帖帖。比如在春季，他把羊往草地上一赶，自己就躺在那里睡觉。羊吃饱后就“咩咩”地围着他叫，叫不醒的话，头羊就自己领着那些羊一条线回家。回家了，圈门没开，它们就在院子里等他。放牛放羊他在我们老家革集那一带很有名，这个时候他也不像小时候那样贱了，左邻右舍，凡认得他的人一般都非常喜欢他。

[作者手记]：
    奇人必有奇事。最初我有点不相信，求证了一些人，证明是真的。真的是奇人奇事？我问军权。军权说，我什么奇人啊，这算什么奇事啊？那些牛啊羊啊其实是通人性的。你别把它们当没感情的畜生看，你别觉得它们多么低贱你比它们高贵多少。它们是有生命的牲灵，和我们一样。我不知道军权是因为什么悟到这一点的，是什么时候悟到了这一点的。可能是因为他的孤独吧！那段时间，他的同伴们都上学了，只他一个人在山坡上放牛或放羊。人在孤独的时候思想就会走得很远。或许就是在独自面对它们的时候他才发现这点，才有了与同龄人不同的对生命的情感体验。人的才华与年龄无关，人的思想的深刻度也不一定与年龄成正比。与牛羊在一起，军权经常给它们挠痒痒，他知道它们什么时候饿了，最喜欢吃什么，他尽量满足。有时候还和它们一起疯闹，就像兄弟一样。

    放了两年羊。1994年的一天下午，我正在田里干活，邻村一个残疾人打田边路过。他问，老哥，你去给军权办残疾证了没有？我说，没听说办什么残疾证啊。他说，哎呀，你还不赶快去办，过了明天就办不成了。我刚办了。我问，办了有什么用啊？他说，可能政府会有一些照顾吧，比如在农村可以免农业税啊，经营商店也能免工商管理费啊。
    第二天一早，天没亮，我就起床了，引着军权去龙泉街办民政室去办残疾证。我们借着不太明亮的星光在乡道上走，从革集到荆门走了几个小时。赶到时，街办的干部刚上班。我说了来意，工作人员说，办残疾证还要到医院检查身体定残疾等级。我们又往医院赶，医院给他定了个乙级残废。我们就又到民政室。民政室主任一边登记一边与我说话。他问，孩子有什么特长没有？我连忙说，他会杀蟮鱼、炒菜、切菜、煎油盐饭、做鸡蛋皮、下面条。当时我想他们要是能给安排个工作就好了，如果这样，军权这辈子就有靠了，我死了也可以闭眼睛了。主任又问，还有什么特长？我说，他还会游泳。主任说，会游泳好，这算个特长。然后又让我们去残联登个记，残联就在民政局二楼上。主任开玩笑地说，说不定他还能当个运动员哩。他话一说我心里凉了半截，心想，游泳能当饭吃啊？我没做什么指望，军权却动了心。我们就又去残联。残联负责的同志问，他有什么特长？我说，他会修收音机、电视机，还会游泳。那人问，能游多远？我说，我门口那口堰塘，一圈有三四十米长。他能绕着游三、四圈。负责人就说，哎呀，那好那好！又说，你明天到什么什么地方去，我们在那里照相，发残疾证。说完，他就用笔在军权名字后面做了个记号。第二天，我们在家也是一早就出了门，但到荆门后找不到他说的那地方，找了半天才找了，就耽搁了一下，去迟了。一进门，昨天那个人正在等我们，他一看我们上了楼梯，就说，你们怎么这时候才来啊？我说这地方我没来过，不晓得，一路问来的。他说，快点，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就到楼上，进屋一看，屋子里已经聚集了好多人，都是残疾人。残联的领导简单给我们开了一个会，照了像，我们领了残疾证就各人回了家。

    命运就这么奇怪，当初军权给省残联写信想当运动员，那是一个残疾孩子的梦想，曾让他魂牵梦萦了好多日子，但梦想如雷电中的火光，转眼即逝。现在这梦想再一次走近了他，火光再次点燃。一切来得那么让人毫无准备，只是不知是否会再次熄灭。是啊，对于我们，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困境中的残疾人来说，梦在希望就在！讲到这一节，老爷子高兴得喜形于色，站起来要给我续茶。我有点不好意劳驾他，可他坚持要做。老爷子穿得很臃肿，摇摇晃晃像一头熊。乐呵呵地，我也禁不住笑起来。他用热水器往杯子里续上开水，端了往回走，边走边说，这是蓝贵人，上好的茶哦，我儿媳妇赵敏从云南娘家带过来的。其实喝第一口时，我就知道这是好茶，绿氤氤的颜色，嫩嫩的芽形，入口时微苦，苦过之后却有一股淡淡的甜味上来，而且这甜味绵长淳厚。老爷子说这是苦丁茶，但却与我平时见的那种形如绳子状的苦丁茶不同。这种苦丁茶茶形如一片一片星星，绿中透亮。他将茶递给我，然后重新在沙发上坐下，接着往下讲。老爷子谈兴正浓。

5
讲述人：何军权
时间：2007年1月30日
地点：酒巴
采访人：泉溪

    开店时，周围的人没事就在我店里下象棋。看了一阵子我也会走几步了。我姑父会下象棋，他给我买了一副象棋，他当时想，没有别的路，靠下象棋也算一条活命的路。我们那里以前有个人很会下，我跟他下了两个月后，他就下不赢我了。学象棋学了半年，半年之后就摆残棋。残棋如果下得好一般应该是活棋，一步错了就输了。我到荆门城摆残棋，地点就在磷肥厂门旁边。一是好玩；二是听人说摆残棋一天可以搞好多好多钱。于是学了几着残棋后就来街上摆。那天早上我一个人来的。人家摆残棋都是有一帮子人的。守了大半天，一直到下午磷肥厂都快下班了我才收摊子，那天挣了五元钱。我高兴得不得了，饿了大半天，饭也没吃就跑到书店去买了本象棋书。我想，我到底可以挣钱了。之后，每天晚上就在家看象棋书，研究上面教的招数，不过书上就教了那些，灵活运用还是靠自己。

[作者手记]：
    谁能想像一个十六岁的无臂少年独自一人从乡下来到城市，在市井一角摆一副残棋以求生存的勇气与悲壮？真的，有时候当生活将弱者逼到绝境时，他的生命会爆发出令人震惊的力量。我觉得这是造物主赋予人的一种伟大的力量。

    有一次我正在放羊，不远的地方有两个人在田里做农活。我听到他们说：这孩子手都没有了，还活着干什么？死了还好些。据说小时候也有人曾叫我妈弄点老鼠药放面条里，让我吃了开开心心走了算了。我小时候喜欢吃面条。那些年，我爸爸一天到晚都在愁。他对我说，我现在尽量给你留些东西，我和你妈将来两只眼睛一闭也就顾不到你了。我说，车到山前必有路，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呢？有一段时间，他们急着给我找媳妇，不敢指望找个健全人，一听说哪个哪个屋里有个残疾姑娘就托人去问，生怕我将来打一辈子光棍。那几年相了蛮多次亲，都是我爸找人说的。我一个也不中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