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奇怪，也许是打游戏太久的原因，这天电话怎么也开不了机。待我接通家里，夫在电话那端小心翼翼的告诉我，爷爷走了。
　　从老家过年回来，还没来得及和爷爷见上一面啊！在连续两次都坐错了公交车后，我才匆匆赶往了爷爷的住处。
     童年记忆里的爷爷，身材是高大的。他时常穿着件白色的确凉衬衣、挽起裤脚，随着秧田里明亮的倒影，给田埂开渠放水。或者，在傍晚时分，带上小小的我，扛起那串黑黑的渔网，在对岸满是荆棘的堰塘边转悠。短暂咳嗽声中，夕阳印照下的堰塘水面上，就撒开了一张圆圆的大网。
     父亲说，爷爷本是有兄弟的。因为饥饿和营养不良，六岁的弟弟病在了床上。为了挽救生命和抑制饥饿，爷爷和他的父辈们四处乞讨。当爷爷手捧着刚刚讨来的饼，飞奔着穿过厚重的黄土墙，把食物送到兄弟面前时。昏暗的屋内，油漆斑驳的木床上，面容枯瘦的少年，只咬下了饼的一角，还未来得及咽下，就双目光停滞，停止了呼吸。
从那个时期走到青年的爷爷，凭着一身的才干，在区里做了文教干事。不久，还用枣红色的马回了顶着盖头的奶奶。
    在高大门脸和厚实门框的老屋后面，有一方爷爷用土砖垒起来的“花园”。每到夏天，园子里的指甲花、月季……红的谢了，红的又紧接着开。当父亲随部队辗转在荆门扎下根基后，爷爷就隔三岔五的在阳台上，摆一些他亲手种的芍药、大理菊、朱顶红等。而我，也乘着暑假，踩着园子里雨后松软的泥，在脆嫩叶子上还有雨滴溅起尘土的指甲花丛中，寻找花开过后留下的种子。听说我在学校报了画画的兴趣课，爷爷就给我了一张透明的，且上面印有红色小格的“九宫格”。这些小格，可以将想要画的画按比例放大。可我终究不是这方面的材料，没能成为一个“画家”。
     随着长大成人，我也做了母亲。六月，我带着刚满月的儿子从武汉回到家中休养。入了伏的天是酷热的，但得知消息的爷爷还是赶来了。许久未见爷爷，他比以前更黑瘦了。黝黑的两颊已深深凹了进去，颧骨凸得老高，整张脸似乎只剩下了那双发亮的眼，拐杖和小凳成了随身不离的两件物什。他带着有些佝偻的身子走进门，还未放下拐杖就开始抹眼泪。一边抹泪，一边望着婴儿车里熟睡的重孙，嘴里还不住的说：“好、好……”。
     进到屋里，他喘着气坐在了沙发上。在用毛巾擦脸时，嘴唇还不由自主的嗫嚅着。我说：“爷爷，抱下您的第一位重孙吧”。他朝我微笑着，把脑袋一歪，又摇摇头，指了指自己的胸口：“我的病，还是这样看吧”。
     随后不久，爷爷又托父亲送来了一把枪杆细长的，老式玩具手枪。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爷爷也越来越老了。进入冬天，爷爷再到父亲家时，原来只要十几分钟的路程，他却连着乘车和小段的步行花了2个多小时。他弓着背走在大街上，擦身而过的少年和老人、打扮入时的女人，还有迈着急切步子的男人……他，显得是那么的卑微和渺小。小凳俨然成了他的另一只手，每走一段时间，他就坐下来喘上一大会气。
     过了大年三十，在亲友们还在互相串门拜年时，他仅留下一句：“儿媳妇还在给我准备午饭呢”的话语，就在长年的哮喘病拌随下离开了。
     也许是一声声的叹息，下葬前夜，雨，滴嗒了一整晚；而到了第二天，雨，又悄然停止了。冬天，是一个轮回的终点，又是一个轮回的起点。在雨的浸润下，青绿的苔藓，透过爷爷坟前的杂草，挣扎的从土里钻了出来。不远处的田里，抽了薹的油菜花即将再度绽放……
     爷爷走了，可他的血依旧在我们身体里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