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文，鲁迅先生是谈过很多的。如他在《人海杂言》“怎么写”一文中，开宗明义便说：“写什么是个问题，怎么写又是一个问题。”的确，每一个作者，只要他提起笔来，首先面临的就是这两个问题。“写什么”和“怎么写”，无非是现在所说的内容和形式，亦即题材与表现手法。看起来，“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不仅困扰着普通的写作者，也常使文学大家深感烦闷。

　　好在是问题总有解决的方法。鲁迅先生1927年提了“怎么写”的问题，1933年、1934年自己就相继做了回答。他在《荆天丛笔》里，先后有“作文秘诀”、“做文章”等篇什再次论及写作。第一篇中，他留下了“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的秘诀。在后一篇中，他则讲了沈括、穆修、张景遇奔马踏死一犬三人分别作文之事，乃曰：“有奔马，践死一犬。”“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有犬，死奔马之下。”虽然鲁迅先生本意是要言说古文与白话文之别，但他却明确表示穆、张二人“语皆拙涩，主旨不一”，前者说马踏死了犬，后者说犬给马踏死了，究竟着重在马还是在犬，终归不甚了了；于是认为“较明白稳当的还是沈括的毫不经意的文章”。翻读他的《朝花夕拾》，其中“范爱农”、“阿长与山海经”等文，果然恰如搬一把椅子，在人当面坐下来，就随口地说一段故事，娓娓道来，真个是明白稳当、毫不经意，可其中的滋味却任人品咂。

　　回想起来，我之为散文也经历了几个阶段。年轻时刻意为文，爱追求惊人之语，既要词句华美优雅，又要意境深远旷达，却每每难掩境界逼仄、内蕴空虚，难免不装腔作势、装模作样，总留下许多“做”的痕迹。渐长，读了些大家的东西，鲁迅不必说，贾平凹的散文、龙应台的杂文，真叫人如痴如醉，顿悟了“大象无形、大巧若拙”的至高境界，把那做作的心便弱了去。及至现在，趣味竟是越来越趋于平和冲淡，我便只求“明白稳当”与“毫不经意”，反倒常有如苏东坡之所言：“吾文如万斛涌泉，不择地涌出”了。

　　王国维《人间词话》早已有云：散文易学而难工。在当下，散文创作可谓越来越多元化，许多写作者不再拘泥于传统的表现手法。像东北有位女作家格致，她几乎是以小说笔法来写散文的，很质朴、很感人。联想到我所喜欢的张爱玲，那么清高的一个人，但是她专门写世俗的东西，挖掘人性的冷漠和苍凉，再加上其独特的想象力，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她写出了那个时代里个体生命的体验，把世俗变得高贵。这些不能不对我产生影响。

　　所以，我固执地以为，任何文字都有意义和尊严，散文创作也有个写作观念问题。在我的认识里，散文就是一个人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爱。这种爱有对亲人、自然、两性的，更有对人类、民族、家园的。一个散文作者必定是热爱生活的。好的散文里面，都有着真实而可资咀嚼的心灵隐秘。以爱为核、以美为形——散文作者应该是在爱与美中穿行——我不相信所谓“形散而神不散”，作文都应该追求形神合一，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有哪一篇不是形神兼备呢？

　　这本散文集子，也许不能算是美的——其中的某些篇章，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甚至都不能叫做散文，至多只是我的世俗生活记录、自己的心灵独白而已——但它一定是关于爱的。我之于爱、爱之于我，尽在其中。我常想，爱是应该伴随我一生的，如果没有了爱，我生命的源头就会枯竭，我的生命之花就会凋谢。今生能够与文字结缘，一定是因为我太爱，爱世间的万事万物，以致欠下人间的恩情无数。无可还报，便以文字偿清。

　　罗兰·巴特说：“我要发表心灵，而不公开隐私。”我不介意别人将我的文章看作心灵抑或是隐私。贾平凹也说过“任何文章都是作者的自供书”，我同时更乐意读到此书的人将其看作是我的自供书。我知道，真情的表达，往往最朴实。这本集子，便是我献给亲人、朋友及一切我所爱的，最纯粹而直白的爱。我曾为自己拥有思想的自由和写作的激情而快乐，现在我同时也为自己拥有爱的体验与真实而快乐！

　　写作的最高境界是不受羁绊，自由书写。不能说我已经达到这种境界，我最清楚我的写作是缺乏训练的，充其量就是一些顿悟式的心情文字，或者直接就如陈丹青所谓“多余的素材”。好在我也有点无知无畏的秉性，试图通过我的个体生命体验，来发现和感知世俗生活的美丽与高贵。所以我爱了，我便写了。于是，我才有勇气再把书稿交给出版社。

　　是为序。

（摘自《荆门日报》2012年11月25日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