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暑假，中考之后的我待在家中等分数下来。由于考试感冒发烧，中考发挥很不正常，因此我心里没底，在等待中焦躁不安。父母知晓我的心思，笑着安慰我：“考多考少无所谓，总会找到一条出路的。”我沉默不语。

　　虽生在农村，但是，从小在外读书的我很少干农活。那年暑假，我心里堵得慌，经常主动陪父母下地。

　　第一次，我跟着父母去插秧。走在弯弯曲曲的田埂上，满眼都是绿色，只见乡亲们一个个戴着草帽，卷着裤腿弓着腰，站在水田里。他们左手拿着一把秧苗，右手迅速从左手秧苗中分出一小撮，然后插入秧田。我很不自在地下了田，立在没过小腿肚的水田里，与母亲并排插秧。手忙脚乱地插了一会，感觉腰酸背痛。此时，婶婶招呼我休息会，拿着一个香瓜在水田里洗了洗，用拳头把它锤破，分了一半给我，然后自己大口吃了起来。我看她吃得香甜，顾不了许多，也吃起来。没多久，我开始呕吐，脸色煞白，可能是中暑，也可能是吃了瓜的缘故。家人连忙让我回家休息，我只好怏怏地回去了。

　　又一次，是随母亲去地里摘黄花菜。那天阳光很毒，我顶着一顶破草帽随母亲进了菜地。地里的黄花菜在阳光的照射下光彩夺目，我见了内心一阵惊喜。然后，我与母亲顶着烈日开始采摘。没多久，我感到头晕、恶心，连忙找到一阴凉处蹲下来。母亲没见我的身影，连忙唤我：“芳，你人呢？”“我不舒服。”我有气无力地回答。母亲见了既心疼又好笑地说：“这娇贵的身子，可怎么办？”然后带着我回家了。

　　静静地躺在家里的竹床上，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在重男轻女的家乡，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而读过几年书的父母很开明，没有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他们脸朝黄土背朝天，没日没夜地耕耘着，却很少让我下地干活，为的就是让我好好读书，可如今……想到此，我的泪水奔涌而出。

　　过了几天，中考成绩下来了，437分，和我理想的分数相隔太远，我灰心到极点。后来，经姑父多方打听，终于为我找到一所师范院校，不过离家较远，进校费也很高，4500元。对于当时的农民家庭来说，这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

　　第二天，我随父亲将家中存积的棉花运到镇上收购站去卖。棉花袋高得像小山一样，被捆绑在板车上，瘦削的父亲在车前佝偻着身子拉，我在车后帮着推。来到收购站，到处都是雪白的棉花，工作人员正紧张忙碌着，父亲连忙卸下棉花袋去过秤。不一会，父亲接过一小沓钞票，笑着对我说：“你的学费凑得差不多了，过几天我带你去学校报名。”我心里五味杂陈，默默地低下头。

　　报名那天，父亲将东拼西凑积攒的厚厚一沓钞票小心翼翼地包裹在一块手巾里。虽然是夏天，父亲的手仍然枯燥、干裂，食指上还裹着几层胶布。我心里一酸，眼泪又出来了。

　　时光匆匆，如今，4500元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只是一个小数目，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那一沓厚厚的钞票，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那一沓钞票让我远离了小山村，跳出了农门，但它又是我青葱岁月永久的疼痛。

　　（通联：钟祥市荆襄西区小学）

（摘自《荆门晚报》2012年12月10日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