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部队的第一顿早餐，老兵带着秦从金和肖永平把饭菜打到班里来。心里一阵暗喜，“枕头包子”、甜汤、咸菜。

　　那时卖一斤鸡蛋才奖二两糖票，糖精馒头在后港老家誉为“枕头包子”，吃得稀少，所以暗喜。

　　哪知部队的“枕头包子”吃起来根本不是那回事，淡淡的馒头，没有味道。因为地域的差异，部队里早晚面食，中午大米。特别是剩馒头，像鱼刺梗喉，咽得眼泪直打转。有时一周才吃一顿大米饭。

　　星期四是我们的休息天。炊事班只留一人代班，其他人放假，战斗班按周轮流做饭，叫帮厨。一来让辛苦的炊事员休息休息，二来让战士们提高自我生存能力。

　　轮到我们侦察班帮厨了。凌晨四点多起床，我、李爱忠、杨时银三个新兵，跟着班长肖前国、计算兵刘鲁秦、老侦察员张全顺学。开始不熟练，只好把揉匀的面搓成口杯粗的长条，切成寸长小段，蒸熟就是“枕头包子”。张全顺、刘鲁秦都是西安人，馒头、花卷、包子、饺子、手擀面是他俩的拿手好戏。肖前国烧得一手川菜，看了就让人咽口水。我们三个新兵“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只能跟着打下手。

　　1982年冬，连长史佩侠突然通知我：“调你到炊事班，有什么想法？”“没有想法，坚决服从安排，保证完成任务！”我认真地回答。连长笑了笑说：“没想法就好。是这样的，全连有一个报考军校的名额，前提是在现任班长中推荐，但你们学侦察的要到第三年才可能提班长，所以连党支部决定先调你到炊事班任班长，让你去报考军校。”连长的几句话，让我激动，不知如何是好。

　　从那一刻起，我就开始奏起了锅碗瓢勺交响曲。其实，炊事班一直由同年的副班长孙三民牵头，我一来，必然耽搁他，心里还是有顾虑的。炊事班的业务我不熟，仅帮了几回厨，也只略知一二。连长的话虽然记在心里，但业务还是要学的。

　　厨师分白案和红案。和面，在宽大的案板上垫一层薄薄的面粉，再把发酵好的比较稀的面倒在案板的干面粉上。然后，像孩提时玩泥巴一样把面扒成围堰，用汤勺打上少许碱水，把垫层的面粉和发酵后的面慢慢往中间赶，融合到一起。打碱标准，是用刀砍开揉匀的面团，看剖面气孔是否像小米一样均匀。孔大则碱少，馒头酸；孔小则碱大，馒头黄，昵称“军用馒头”；只有适中，才有麦面的清香。

　　包子和饺子，既要褶打得美，又要按得紧。削面、拉面、擀面是力气技术活。煮面条和饺子是有讲究的，饺子在沸腾的开水中要不断地点冷水，吃更讲究“头锅饺子二锅面”。

　　1983年春节，副连长王强管伙食，请示他整几道湖北菜让大伙吃团年饭。于是我喊来老乡李辉、秦从金、肖永平帮忙，加班加点。第二天，蒸肉、扣肉、红烧肉、蛋饺，硬是弄出了个“八大碗”，加上萝卜、白菜、土豆共十几个菜。主食饺子、包子、面条、米饭，应有尽有。战友们高兴地喊“万岁”。饭后，副连长笑着对我说：“你胡球扯！把我一周的伙食都给吃了。”“一年上头嘛，你没听见？人家都说你伙食管得好！”我故意和他狡辩。一个月后我调任文书。

（摘自《荆门晚报》2012年8月1日B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