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我们四队的‘何老海’，把孙子娇惯的不成名堂。说要吃油盐饭，就得马上炒。奶奶炒油盐饭不说，还要爷爷抱起看，这样惯下去，将来不得成器！”这是四十六七年前，原荆门县驻后港区西湖公社荆南大队社教工作队队长黄金山伯伯，在荆南大队全体社员大会上用高音喇叭“表扬”我的一句话。也正是这句话，让我当时在全大队“臭名远扬”。我无形中出了大名，可委屈了我的爷爷奶奶。

　　也难怪，这是我家“自讨”的，谁叫我们家成分好，谁叫爷爷奶奶答应社教工作队队长住我们家的呢？还和我们同吃同住，弄得我儿时的一言一行和一些不光彩的隐私他知道得一清二楚，竟然还在大会上用高音喇叭喊。其实，我爷爷并不叫“何老海”。他不姓“何”，而是姓“郝”，名“贤泉”，中等身材，比较壮实，一生温和慈祥，与人为善，从没跟谁红过脸。可能小名与“海”有关吧，在那一方，无论老少都尊称他“海爹”或“海爷”。所以，黄伯伯的荆门普通话一出口，就变成了“何老海”，这也成了他的昵称。

　　我属虎，也到了当时爷爷的那个年纪。都说儿时的记忆是模糊的，但有时也是深刻的。想起幼时刁顽的情景，就像发生在昨天，现在想起来还蛮令人久久回味。上一辈，两女一男，我是第三代长子，当时充其量二三四岁。两代人的溺爱是可想而知的，无私地关爱和奉献全都给了我。在三年自然灾害刚刚结束不久出生的人，哪有像今天这样丰富的物质条件，要啥有啥，衣丰食足。当时，炒油盐饭就已经是蛮奢侈的了，要不黄伯伯怎么会给我这么“高”的评价呢。其实，一碗油盐饭远赶不上现在的鸡蛋炒花饭可口。在那物资十分匮乏的条件下，爷爷举全家之财力，为我精心打制了一副纯银质的项圈，天天戴在脖子上，让那一方的玩伴啊，真是羡慕得不得了。可后来因“破四旧”“立四新”，项圈为国家作了贡献。儿时，多半时间都是爷爷带着玩。我家住在后港区中心集镇街南，过去农村人叫“街口子”，现在应该称郊区吧，反正与粮管所相连，一二十分钟就可从南到北把整个集镇走完，上街十分方便。 

　　爷爷虽然没有很高的文化，但他知情在理，办事公道，说话有条理。在那个狠抓阶级斗争的年月里，他很荣幸地被推选为驻后港中心小学的贫下中农宣传队队员，也只有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才具备这个起码的资格。爷爷想利用这个有利条件让我进后港小学附属幼儿园，也就是到街上去读书。那天，爷爷带我很顺利地找到了园长，并说明了来意。园长十分坚持原则地没给我爷爷面子，说：“我们幼儿园不收农村的孩子，这是规定，我们没办法。”爷爷是个很懂道理的人，从不为难别人，更没有责怪她们的意思，笑笑之后就领我出了幼儿园的门，回家。从这件事，我才懵懵懂懂知道农村与城镇、农民与市民的区别，城镇市民比乡村农民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也认识到了城镇户口的重要。   

　　爷爷是个蛮有觉悟的人。我虽到街上读书没搞成，但他还是照样履行贫宣队队员的职责，为学校为学生服务。乡村的学校因学生分散，路途较远，一般比集镇的学校放学早。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邻居门前稻场上黑压压的一片人，还坐得整整齐齐，好像听一个坐在屋檐下的人讲什么。走近一看，才知道又是后港小学的师生在请爷爷给他们忆苦思甜。那年月，爷爷不是被学校请过去，就是由学校组织学生到我们生产队来，不知讲了多少届、多少次。一晃四十几年过去了，爷爷已离开我二十多年，让我十分地想念他。

（摘自《荆门日报》2012年7月22日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