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  妈

　　 还是按她们去世的先后顺序来写吧。
　　 最早去世的是月妈，那时我才十五、六岁。叫母亲还带上名字的恐怕在我们家是一个创造。月妈是父亲的大房，大房在旧社会的农村已经失去了大太太的地位，一旦男人娶了二房、三房，大房就被抛弃在一旁。所以我刚学说话，就叫她“月妈”，也不知是谁教的。其实月妈也没有学名，“月儿”只是她的小名，她姓蔡，死后多年，我给她寄纸钱，称之为“刘蔡氏”。
　　 月妈去世的时候，只有五十岁左右，没谁记得她的生日，也没谁记得她的忌日。听说她是送童养媳到刘家的。十多岁就开胎，生的是男孩。男孩已经拿了“八字”，但没等儿媳过门就夭折了，从此月妈失去了依靠。过了些年，父亲娶了二房，她就住进了堂屋右手那间房子里。小时候，我就跟月妈睡在一起。只记得她每天睡得很迟：冬天纺棉花，夏天打草把；早晨又起得特早：春天放牛，秋天做饭。两头熬夜守更，她在床上睡觉的时间很少，很少。
　　 土地改革那年，我们家被划为地主。月妈娘家从新四军离队回来的外甥说：他姑婆应是雇农成分，干的活比长工还重。可不知什么原因，没谁去理睬她的话。月妈还是与父亲等一道被“扫地出门”，并视为地主的大太太，接受管制生产，监督改造。农业社办起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怕四类份子破坏集体生产，我们家一直被排除在外，是个单干户。月妈干农活是一把好手，什么插秧，薅草，都是她的，我知道自己上学读书的费用里有她点点滴滴的血汗。
　　 有这样一件事我记得特深刻。那年秋天犯鸡瘟，鸡子死了一大片。月妈把未死的鸡子杀了，腌了，用高竹杆挂起来，绑在堰边一棵大树上晾晒。傍晚，姆妈（也就是父亲的二房）取鸡子松绳子时把指头卡破了，疼得直叫唤。父亲跑来拿月妈出气，骂她干笨事，好像还打了她。我实在为月妈抱不平，可哪有我说话的份儿。
　　 月妈就是这样逆来顺受。还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天，姆妈走人家去了。睡到半夜里，父亲叫月妈到他房里去递尿壶。两间房只隔一堵矮墙。我虽小已经懂事了，知道父亲的用意，假装睡得很死。月妈哭着说，我还是你的大房呀，一天到晚只有你的香儿（姆妈）！在我的记忆中，只有这一次，月妈才是一位女人。
　　 月妈去世时，我已经读初中了。放寒假时，回到家里，才知道月妈已经离开了人世。这是我没想到的。打这以后，我每次从外地回来，总感觉家里会有什么变故，留下的心灵阴影多少年后才消失。听湾里人讲，送葬的时候，当过新四军的外甥还把月妈的衣服解开，上下看了一遍，他担心是不是被害死的。不过，月妈确实死于伤寒，吃过几副中药，不见好转。父亲怕影响我的学业，学校又远在百里，没有通知的。
　　 月妈的墓地我去过一两次，那是每年的春节去上坟。与月妈同为刘姓妯娌的四妈说：伢子，你是月妈带大的，逢年过节一定要给她丢一张纸钱呀！可是没过多久，公社平整土地，坟场平了，我再也找不到月妈的坟墓了，每次回老家时只是向那个方向望望。
　　 再后来，月妈的外甥也死了。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只有我一个人还记得这一位忍辱负重而又孤苦一生的老母亲！
　　
　　 
                                       姆妈

　　 这是我们家乡对亲生母亲的通常叫法，念的时候姆字后面的韵母不发出声来，直接念成m-ma 其实她并不是我的生母，她姓丁，外祖父是一名乡村游医，能治毒蛇咬伤。我见过他，家里经常住着一些被蛇咬伤的病人，有的伤口发炎生蛆，十分恐怖。
　　 姆妈嫁给父亲做二房之前有没有嫁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穿着很讲究，也很得体，家里收拾得很干净。据说她上过几天学，虽然识字不多，但比起一般的小脚女人来显得有文化。父亲娶她，是因为大房生的儿子夭折，无以后继。不巧，姆妈又终生未育，不得已才抱养了我。
　　 姆妈是个能干人。首先她会针线活，不但能做鞋，还会做衣服。她不用缝纫机，做出来的衬衫、衬裤，针眼走得与机器差不离。每年冬天，总是被一些连乡工都请不起的门户请去帮助制棉衣。姆妈又做得一手好茶饭，村前村后请客，七桌八桌，蒸扣十碗，她都能应付。她与乡邻们关系很好，人们也不拿她当地主婆看待。“四清”工作队进村时，工作队的同志说：那是阶级敌人耍的花招，贫下中农同志们可要擦亮眼睛。可当人们需要请她的时候还是照请不误。
　　 我也是背了多年成分不好的包袱，多次想与她划清阶级界限。64年前后，山雨欲来风满楼，学校“四清”运动开始了，几十天学习下来，我写了一张“四不清”的包袱单子交给领导，提出要与剥削阶级家庭决裂，改名换姓，不再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了，并且半年多时间没回家。这话传到了姆妈耳朵里，急得她找到了学校里。我一看她那张泡皮肿脸的面孔，一副沮丧落魄的样子，决裂的话哪里说得出口，只得撒谎说：在同校谈了一位女朋友，想攒点钱办事，没回去的。说得她愁眉笑展，总算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后来，我真给她娶了一个媳妇，不过不是教书的，而是一个种田养猪的。学大寨那会儿，地处江汉平原北部岗地的家乡，硬要种植双季稻，一天三顿饭要送到田边地头。我至今还记得老母背着小孙女、挎着饭篮走在田埂上的背影。为一日三餐的烧柴姆妈更是费了不少心思。田界子修得寸草不留，禾杆还田做了肥料，家里连烧煤炉的引火柴都没有呀！时不时传来哪家老上中农偷了公家的稻草被游乡批斗的消息，何况我家还是“地降中”呢！我真为老母捏着一把冷汗。后来搬到了城里，我们茶余饭谈起这些事，姆妈笑着说：“我才不会干那种傻事呢！有个雨天，实在无柴引火，我锯短了太师椅的四条腿，省点木头下来发的煤炉。”真实天无绝人之路！我想起早已不知去向的那把太师椅，先是在破“四旧”时被锯掉了镌刻着才子佳人的椅背当饭凳，后又被截肢当柴火，与那张被日本人锯短桌腿当踏踏米的太师桌算是殊途而同归了！我不禁哑然失笑。
　　 改革开放后，姆妈随我移居县城住了十多年，这是她的福气，也是月妈无法比拟的。这十多年的日子，是她前半生想都不敢想到的，比如，点灯不用油，烧饭不用愁，洗衣不用手，住房不怕漏。她唯一牵挂的是儿子媳妇、孙儿孙女们的清吉平安。一次，我所在的单位有一名干部“双规”了，家乡来人看我，怕我也牵累进去。姆妈看出了眉目，几天吃不下饭，玩不好麻将，问：“你到底是不是有问题啦？不要瞒着我。”我想起文化革命中，我挨整，她急得发疯的样子，只得实话告诉她。他听完后长长地透了一口气，说：“这下难为马奶奶了！”（马奶奶即被“双规”的那位同事的母亲）我潸地流下了眼泪，“可怜天下父母心！”这话是谁说得真好！
　　 姆妈去世后，我把她的骨灰盒捧回老家，与养父安葬在一起。墓地在房后的渠道边。每年上坟，我都带着孩子们沿着这条渠道来回走两趟。这是当年老母亲送孩子们上学的路。奶奶怕孙子们上学路不好走，摔倒，她搬着锄头，一个磴一个磴地铲，一个坑一个坑地填，母爱就这样一代一代地延续，无声无息地奉献。我不能说姆妈的精神有多伟大，但我至少看不出她有如地主婆那样的歹毒。当政治斗争与人间亲情接缘的时候，我想二者都会变形，二者都会扭曲，而岁月是一张无情的过滤网，它会将二者一一分离，留下永恒的真爱。姆妈的一生是否使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
　　
                                           幺妈

　　 她才是我的生母。“幺妈”，家乡人一般用来称呼叔母的，只是少数用来称呼生母。她的名子叫“换宝”，小时候我管她叫“换宝妈”。长大成人，在同湾大妈大嫂有意无意地调教下，才逐渐明白她就是自己的生母，并且懂得肆无忌惮地把名子带上去，这很刺生母的心，改称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幺妈”，却可以两不相损。当然这不能全怪我，人一出生，谁知道谁是谁生的，不都是长大了大人指认的。
　　 正式确认我是“换宝妈”生的，是在那年上初中回家拿钱的时候。养父一时拿不出7元钱来，叫我去找“换宝妈”借，他说：“他们生了你一场，未必读书就不花半文钱！”当时虽然已经进行土地改革，生母又是贫协委员，可家里也穷得吃了上餐无下餐。半天，幺妈才从鞋样包里摸出一张5角的新版纸币来——这种面额的人民币才从5千元改版为5角——可惜的是被剪掉了一只角。幺妈只是叹气，说：“伢子，你兄弟姊妹一大阵，我们也是秤盐打油都没有钱呀！”我含着眼泪，揣着那5毛钱，步行70华里返回学校，总算又延缓了一个星期的生活费，等待下一次的停伙。当然，后来他们家庭经济条件好转后，还接济过我多次。
　　 说实在的，我并不责怪自己的亲生父母，他们不只一次得对我讲，把我给人家做儿子，是万不得已，是为了让弟兄几个都活命。旧社会家乡时常闹天旱，父母经常把两个哥哥一担挑着逃荒赶湖；解放才四、五年，又能有多大变化呢！孤星难以照月。我也很少到生母家里去，一是怕引起他们的痛苦追悔，二是难以适应他们家里的环境——草屋破得漏雨，椅凳难以坐人，真是身无立锥之地。他们却无时无刻不在挂念我，幺妈讲，孩子都是娘心上掉下的肉，哪有不疼的呢？
　　 晚年幺妈依靠在弟弟家，八十多岁了还承担做饭，种菜，放牛，养猪的重任。插秧抢种、割谷抢收的日子，还下大田干农活。我看她堆满老茧的双手、缠着破布的小脚，十分痛心。她面对几个儿媳，对儿子只能默默无语，或者以泪洗面。我知道婆媳这一对矛盾在中国农村社会没有几户能处理得和和美美的，我所能做的只是把她接到城里来住几天。每次回农村临行前总是说：三儿，下半年再接我来住几天。
　　 我当然不能完全承担赡养她的义务，这于情于法都说得通，她也没有这种奢求。二哥年轻时就出门做了女婿，他另有赡养的义务与责任。大哥已经七十，儿孙都各立门户，自身的赡养都是一个未知数。妹妹出嫁了，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责任全落在幺弟的身上，弟媳的不服气也有她的道理。她对幺妈态度粗暴，甚至骂骂咧咧也情由可原，再说她的母亲不一样受到舅母的折难。难道苍天对伟大母亲的安排都一样的不公？
　　 幺妈去世今年还未满三年。过年要去上坟，清明要去扫墓，月半要寄纸钱。人们总是走不出“在世不孝顺，死后哭鬼神”的怪圈，同时又总是痛苦地承受良心的拷打。我对生母所说的就这一些。
　　　　　　　　　　　　　　　　　　

                                     （载《散文》200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