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的路

　　我家在荆门城南的柴家集。13岁时到沙洋去读初中，上学时走楝树店、范家店、三家店、蔡李集、倒垱港、卷桥，回家时走卷桥、倒垱港、蔡李集、三家店、范家店、楝树店，全程70华里，从1954年到1960年，我一走就是6年。每一道岗，每一条沟，我都是那样熟悉。不过这些只是停留在记忆里，如今的沟沟岗岗全变了。
这么远的路，这么小的年纪，没有家人送，没有同伴陪，是不能走的。父亲送过我一次，那是上学报名。他借来一匹马，驮着准备卖到粮行里换票子给我交学费的稻谷。我走不动了，可以爬上去骑上一两里路，然后父亲再把我搂下来。别人的马，承载重了，归还时腿跛了怎么办？父亲右臂不能转弯，据说是年轻时玩龙灯耍狮子切方桌跌断了的。一只手又要牵马，又要扶我上下，也难呀！送到沙洋后，在父亲的朋友、我的干爹谢老大的酒店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到学校报名。完了父亲要回家，我抓住他的长衫衣襟不放，硬要跟着回去。我太小了，七十里外的口音与柴集完全不同呀。
　　从那天起，我唯一的熟人就是前湾的王景森了。他与我同时考取了初中，又被分在同一个班级。我们俩同铺，公用一只他带来的铜盆——我家也有一只铜盆的，比这只大，土改时作浮财分掉了。打这后，我们一同上学、回家，一个一个地数着上面的店名，一步一步地向目的地挪动。
　　 三家店是这70里路的中点。不管是上学还是回家，我们都急切地盼望早点到这儿来。如果太阳当顶时能到中点站，那么到家不会摸夜路，上学不会误晚自习。到了三家店，我们会歇歇脚，高年级的同学还会到日本人留下的工事边去扒子弹壳。三家店是日本人侵占襄西时建立的一个大据点，战壕痕迹还在，毕竟抗战才过去9年。日本鬼子在这里杀了好多人，扒不到子弹壳，扒出人骨头来反而倒霉。我们那所学校曾是日本人的医院，星期天经常有同学干出这种蠢事来。
　　 上学时，走过卷桥就上了公路，车多了，人也多了。卷桥那边的陈家山是劳改农场的大本营。漫山遍野都有劳改在田间劳作，他们衣服前后都有“劳改”二字，枪兵在田头看守。后来我才知道，投入这儿劳改的层次挺高，国庆十周年大赦时，许多高级战犯就在其中。有一次，我们走到了陈家山，天还早，虽然学校近在咫尺，实在走不动了，就坐下来歇息。王景森一屁股坐下来，咣当一声，把他母亲给他准备的一个学期的菜肴——猪油罐子打破了！我与他像吃西瓜一样，吃了猪油，扔了瓦片。肚子可能太空虚，竟然全部接受了，要是现在恐怕要申报吉尼斯世界记录了。
　　 这么远的路，一年当然只能往返一两次。但也有例外，这就是在每个星期六总务处公布了“停伙”名单之后。如果“停伙”榜上有名，且次数太多，班主任又不能担保，那就只得有劳自己回家了。我家是扫地出门的地主，家里一贫如洗，学校给我每月5元的人民助学金。当时每月伙食费是7元5角，尚欠2元5角。我也曾只身一人回家去拿过钱。家里没有，就求亲戚告邻里去借，那种滋味，相信大多数人都经历过，无须多说。当然，大多数时候，王景森会从他棉衣内层的口袋里摸出一两块银元来，助我肠辘之急。对于这样一位好同学，我终生感激，然而却无法报答了——他在四十年前也就是在那场大浩劫中含怨自缢了，他与我同庚，那年才26岁。永别了，我的相依为命的伙伴。
　　 1958年前后吧，从柴集到沙洋总算修了一条土公路，最先开进来的是河南老乡的板车队，板车可以载12麻包稻谷。后来柴集供销社也成立了板车队，机会好，碰上熟人，搭上十里八里挺舒服的，即使坐上拉生猪的板车，又脏又臭，也远比步行强。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万里长征才走完第一步”这两句古今箴言，我是从小就有深刻领悟的。一生中我总时时想起我的上学之路来，不知是为了纪念，还是为了从中获得一点什么。

上班的路

担任农村学校教师以后，我很长时间都在本地的许岗、马坪两个管理区教书，工作单位在公社的东南角，而家在公社的西北角，相距三四十里，上班回家要斜穿人民公社的中轴线。路当然也是横冲过岭的土路，照样只能步行。三四十里地，星期六放学后动身走，摸一两个小时夜路准能到家。
敢在黑夜里潜行就是在那时练得的一点本领。路途中要经过白冢凹。白冢下面埋葬着楚国大夫、楚平王之孙白公胜，白公胜是在杀父之仇未报、入郢迎王未成时自缢身亡的，墓地也显得阴森恐怖。这地方特孤野，七八里地没人家，要在天黑前通过才放心，就有那么几次，偏偏来到白冢凹时天就黑了。山凹越来越深，天空越来越小，松林越来越近，偶尔一两声归鸟的啼鸣会让人毛骨悚然。我大声地咳嗽，实际上是没痰的清嗓子，为自己壮胆；或者哼着什么曲调，向莫须有的鬼怪野兽示威。白冢凹子走完了，到了蔡庙，看见了星星点点的店铺灯火，才发现自己的衬衫全湿了。多年后，外孙子随我回老家，是夜晚到达的，一下车，禾场上黑呼呼的，两岁的外孙刚会说话，他问：爷爷，这里是不是都是黑夜？说得我潸地流下眼泪。
　　 我在许岗、马坪一扎就是八、九年，上班或回家时很少有遇上同路人，即便有也是老人或着老人带着小孩。仅有一次碰到过一位年青女子，一个农村妇女干部模样的人。她很健谈，目光也多情，还要我陪她多走一段路。那时很少讲“邂逅相遇”“一见钟情”这些词语的，但凭我的直觉，我是不能与她谈得太多走得太远的，况且联想到校内几位“摘帽右派”同事们的子女已经蒙受或将要蒙受的痛苦与不幸，那“一失足竟成千古恨”的告诫就是自己应时刻牢记的信条。我没陪她走，在岔路口分道扬镳了。
　　 已经是成年人了，不像上学时那样走路脚容易打泡，腿容易发酸，毕竟我早已练就了步行基本功。但成年人也有成年人的苦恼，上班路上的惶恐与不安又袭上心头。上周的生活会开到了10点多钟，校长曾宣布本周继续进行，不知政治学习又有什么新安排。生活会上常用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说得滴水不漏：别人提的意见你有得接受，没有也得接受，特别是对出身不由己的可教育好子女而言。本周同志们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教育以后，我又该怎样表态呢？
　　 回家时的心情也好不了多少。快到家了，总有一点“相见时难别亦难”的味道。父母都是50岁以上的人，惶恐的心情倒不是来自他们的生灾害病，也不是来自低矮草房的漏雨上浸，而是担心父母在家没认真守法，又要我帮助写反省书、守法公约之类。我惶恐得不知所措：帮四类分子写守法公约吧，立场有问题；不帮四类分子写守法公约吧，立场也有问题。好在每学期回来不了几次，但逢年过节是飞不脱的呀，而年这正是阶级斗争的弦松不得的时候。也是多年后，我向学生们讲形式逻辑课，举出这一相悖律的例子，学生们也替我费难。
我先是在许岗后调到更远一点的马坪去的。上班回家都要经过原来工作的地方。头两次同事们还称“刘老师回来了”，让我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次数多了，别人招呼不来，我也不好意思去打扰。再说，那个年月人人谨小慎微，接触多了，说不定又会生出什么麻烦，增添什么烦恼。时间总是医治心理疾病的灵丹妙药，三、四十里路程，四、五个小时的跋涉，什么都会变得淡薄。不过，至今我仍然记得那条上班之路。

进城之路

　　 我家离县城也是70华里，不过那是向北行走。
　　 进城的路有好多条，最早一次进城我走的是山路。那是1956年，叔父由劳改队转为新人，可以随队带家属，写信回来要父亲帮忙把婶娘的户口迁去。父亲不准乱说乱动，出门要打报告的。他安排伯父与我去城里办户口。伯父不认字，我走不好路，我们的配合犹如哑巴与瞎子一样默契。我们从家里出发，一路经过横店、官堰角、上五里、下五里、杨树港、十里牌，然后到达县城。只是那时年纪小，又有父命在身，记住这些地名就不错了。后来，进城集训（集中整训），与同事们结伴也走了好几次。其实，这一路风光挺不错的。官堰角因周培公而名，周培公是康熙年间的参议道台，荆门在清朝出的最大的大官，至今还保存着周母的坟茔。上五里、下五里的高岗风光堪称十里画廊。只是后来又听说，这条道是旧时县衙门差役押送囚犯的必经之地，就像林冲经过的野猪林一样，是实实在在的响马强盗出没的地方。
　　 往返城里次数最多的时候是扒大汽车，就像吉晋赛人的大篷车那样的，不过没像浪漫的吉晋赛人那样豪华的装饰。从柴集上荆门有三十多里土路，坑坑洼洼，颠颠簸簸，师傅们都不愿意去。于是有那么几个热心的老师傅，用大货车扎个篷就可以载客了。人站在车上，你拽着我，我拽着你，一阵摇晃，一阵惊叫。手要搬紧点，留心摔下车去，所以是名副其实的“班车”。这种大车篷还怕搭不上呢！一天两趟，要是赶上未班车进城就办不成事了。争上头班车的那劲儿堪与当年供销社门前排队购肥皂相媲美。老乡们急切的心情可以理解，他们大多是去为自己的孩子谋个好学校，或者为自己找个好工作，当然更多的是去做点小买卖。
又过了些年，车上有了座位。虽是本乡本土的，为座位却争得脸红脖子粗。有一年春节我们进城给亲戚拜年，车到团林，上来几个醉汉，硬要和一个女孩子同座。我说了几句公道话，妻拦住我少管嫌事。谁知醉汉下车时，一块砖头扔过来，砸在妻的膝盖上。当时，我请了一辆摩托车，才把妻送到亲戚家。现在膝盖一发疼，她就拿我出气。
　　 现在车多了而人却少了，车主们为揽客经常抢道争客闹出一些事端来。坐车也要看风行事，否则，挨宰被蒙是少不了的。真是人多有人多的害处，车多有车多的难处。
　　 最惬意的还是自个儿骑自行车走第三条路——那是沿漳河三干渠走。漳河水库建成后，水渠从城关修到了柴集，这下家乡可水陆两通了。七十年代末，我侥幸进城当了一名小办事员。我所在的股室一没钱二没权，等了好几年才配上一辆别人淘汰的自行车。股长骑不好，这下可成了我的坐骑。周末骑上它，四个小时可以到家，还来得及帮半边户的妻子插秧打场。星期天也可忙上一阵子下午再去，应了当年打水利工的一句话：“去要两天半，回来一夜战。”在家拼命干两天农活，星期一上班再恢复恢复。再说，我的举动也是全力支持联产承包，全力支持农业，比“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混半天”要好。现在年纪大了，身体发福了，想再骑自行车回老家恐怕是天方夜谈了。我始终没混上个头头脑脑，也没挣到大钱，要回趟老家还是只有去搭乘那大篷车的第二代产品——中巴车了。
　　　　　　　　　　　　　　　 （载《散文》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