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诗德是诗人，从一开始就是写诗的，现在也如此，散文是他的“诗之余”，但同他的诗一样，吟咏抒写的也主要是生命足迹所至的城与乡，是迁徙于城乡之间的灵与肉，是激荡于灵肉之间的情与爱，是涵养于情爱之中的善与美。

　　城市羁旅者的根在乡村，“乡村对我来说，已融入我的血液中，虽然久不谋面，但只需观望一眼，就能理解彼此的用意。乡下是我的出生地，是你也是我的祖祖辈辈劳作的地方，比之于城市，乡村的历史很长，乡村是一棵盘根错节的大树，而城市还只是一片刚刚萌芽的嫩叶，城市很年轻，城市没有掌故。在这静静的田野上，带有泥土气息的风，已经将我完全分解，让我会暂时忘却城市的嘈杂与无序。”（《骑马过桥东》）让叙述者“我”能暂时“忘却”“幸福城市”的“不幸”，不只是来自田野上的“带有泥土气息的风”，更重要的是关于乡村的“历史记忆”。即如哲人叔本华所说，消释痛苦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回忆”，即使所回忆的人与事是痛苦的。羁旅城市的李诗德，在城市找不到“幸福感”的李诗德，再一次将孤寂的沉思目光转向自我的内在心灵，借助于“历史记忆”的书写，开启自己的精神还乡之旅。

　　在李诗德书写故乡的系列散文中，首先进入“历史记忆”书写的是与“亲情”有关的对奶奶、爷爷、母亲、父亲、弟弟、妹妹和岳母等亲人的感伤记忆与无尽的思念，也有与“亲情”相关的对自我的剖析、自责与忏悔。而忏悔意识是中国当代文学最为匮乏的。在叙述者“我”的记忆中，奶奶、母亲和岳母等女性亲人，是人间真爱的给予者，是照亮“我”的生命的温暖之灯，但她们与“我”的精神联系是不一样的。《谁还在照看老屋》中的母亲、《小镇镜像》和《一膝长跪》中的岳母，总是陷在贫苦与疾病带来的各种困境之中，但她们都能挺起自己瘦小的身躯，为儿女和家人撑起一片温暖的天空，直到燃尽自己全部的生命热力。散文写到两位出身卑微但大爱无疆而又因贫因病早早辞世的母亲时，笔端饱含感情，在敬畏与感恩之外，对人生的无常与生命的真义多了几分思考。

　　在叙述者“我”的记忆中，爷爷和父亲等男性亲人，远不像女性亲人那样令人感到温暖，那样可以让人依靠。这似乎印证了《月照中堂》中引用过的一句乡村谚语：“宁死当官的老子，不死叫花子娘”。即使如此，爷爷和父亲与“我”依然有着斩不断的血缘亲情与复杂的精神关联。《乡村的神》是有几许传奇色彩的篇章，爷爷是这篇散文的主角。爷爷天资聪颖，多少受过一点教育，却因家道贫寒未能找到晋升的阶梯，一生沦落乡村郁郁不得志，变得内向、木讷而胆怯，终至被人们忽略其存在。抑郁而孤独的爷爷，同时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一条是凡俗的求生之路，每日放牛割草，捞鱼摸虾；一条是“通神”之路，做了神的“马脚”，于是素食斋戒，常在暗夜孤独地自言自语。儿时的“我”对爷爷怪异的“通神”充满了好奇、恐惧与怀疑；写《乡村的神》这篇散文时的“我”，则对爷爷的“通神”有了不同的理解：“当一个人被周围的人所忽略时，当一个人感觉自己被生活所遗弃时，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引起人们的关注，表现自己的存在。爷爷所独创的那种语言，也许就是他所独有的通向神的路，他要通过这种连他自己也不明了的语言和全家人对话，和整个村子对话，和神对话。也许在他的内心深处的确有一尊属于他自己的神，就像乡村具有自己的神一样，护佑着一片同属于自己的天空。”借助对爷爷怪异行为的重新理解，叙述者“我”试图将其“个人经验”扩展为“一般经验”，爷爷与“我”更深的内在精神联系开始显露出来。如果说，奶奶以“讲古”和背《三字经》等方式给了“我”最初的传统文化启蒙，那么，爷爷则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启迪了“我”对生命存在意义的哲性思考。

　　比较起来，在所有亲人中“我”与父亲的关系最为紧张，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我最不愿提及的就是‘父亲’这两个字”（《骑马过桥东》）。父亲也有许多让“我”怀念的地方，譬如：父亲是讲孝道的，他答应“我”奶奶与爷爷分开单过的要求，特地为奶奶盖了一间厢房（《槐花如雪》）；父亲为了给母亲治病，急三火四地到处借钱（《谁还在照看老屋》）；父亲对“我”和家人也有爱心，父亲也曾把小时候的“我”顶在他的肩膀上，“我”的意识里因此有了父亲看不到的远方与整个世界，这成为“我”长久的人生奋进的动力；父亲为了家人的生活，也曾辛勤地劳作（《骑马过桥东》）；在“我”上大学的时候，父亲也曾为“我”送行（《散文三则》）。父亲让“我”心生怨恨乃至“仇恨”甚至有“弑父”念头的，是刚刚失去母亲的“我”和弟弟在最需要父亲庇护的时候，他却“抛弃”了我们，躲到小镇上混日子，逃避了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在“我”求学最困难的日子，父亲也淡漠地不肯出手相助（《骑马过桥东》）。在“我”的猜想中，父亲的性格突变与落寞颓唐，与母亲的溘然长逝有关，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不论有多少原因，“我”一直都无法原谅父亲，在父亲年老需要赡养的时候，“我”怨恨地做出了许多有悖常理的忤逆的事情。在对多年的父子冲突的回忆与自省中，叙述者“我”惊讶地发现，父亲仿佛就是“我”的一面镜子，“我”仿佛就是父亲的影子，“我”后来施加给父亲的伤害，与父亲曾经给过“我”的，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父亲这面镜子，照出了“我”自己不易觉察的人性深处的自私与残酷。弟弟（《骑马过桥东》）和早年夭折的妹妹（《年年舂米嫁姑娘》）是叙述者“我”的另一面镜子，从中同样照见了“我”的自私、没有担当与无能，也显示出了“我”作为兄长对弟弟妹妹的深深爱意与愧疚之情。触及灵魂深处的自我分析与自我发现是极为痛苦的。自噬其心的李诗德这样写道：“我想为此而道歉，我想为此而忏悔，但又不想面对你而为，我该在谁的面前来做一次有罪陈述呢？”（《骑马过桥东》）这里所不知道的那个“谁”，或许应该是康德所说的“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

　　在李诗德书写故乡的系列散文中，进入其“历史记忆”书写的还有与“爱情”有关的对妻子、落安等女性的混合着喜悦、感伤与怅惘之情的回忆与念想。《落地为安》写“我”对女孩落安的一段暗恋之情。这段青涩的乡村少男少女之间初萌的“情愫”，在两次不期而遇的乡村集体劳动中发生，在后来的城乡身份变化中走向终结，留给“我”的是一种淡淡的忧伤与无奈。在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里，在一个城乡有着天壤之别的社会里，“爱情”是很难在城乡之间发生的，“我”亦不能免俗。“我”后来的“爱情”，依照中国当代社会的现实生存逻辑，是在城与镇之间发生的。城镇虽有差别，但都是吃“商品粮”的“国家的人”，其城市身份是对等的。《天河的水声》、《小镇镜像》和《解读一首诗的空白》等写的就是“我”与妻子相遇、相恋、结婚到相携奔前程的情感之旅与人生之旅。在《天河的水声》里，“我”与恋人“她”在小镇的楼顶上乘凉，卧看天河，思接千古，互诉衷肠。小镇的夏夜浪漫，难掩现实中“我”与“她”相隔两地的孤寂与落寞、期盼与等待。《解读一首诗的空白》写的是“我”与恋人妻子分隔两地的痛苦与短暂的激情相聚的欢乐。《小镇镜像》有更多纪实的文字，相遇的有缘，结婚时的窘迫，婚后的颠沛流离，都映现在简约的记述里。

　　在李诗德书写故乡的系列散文中，进入其“历史记忆”书写的还有与“友情”有关的对月堂、牛货、渔鼓李、清明、老陈等依旧生活在乡村或离世的朋友的感伤回忆与念想。《月照中堂》中的月堂，是“邻家女孩”，是“我”小时候的伙伴，也是“我”十分佩服的能干的乡村女孩。月堂六七岁时失去母亲，她在家里担当起母亲的角色，照料两个更小的妹妹，直到长大成人，其经历的磨难与痛苦是不难想象的。散文以颇为生动、细腻而充满趣味的文字，记述了“我”和小伙伴们与月堂一起学弄饭、割谷蔸子、剜猪菜、偷生产队的油菜等在困苦中求生存的小故事，在苦难的生活中写出了些许喜悦、温暖的亮色。《破湖》里的老陈，是“我”走得最近的老朋友，老陈好酒，与“我”一起拉二胡，放火烧荒，这种种不端之举或许是命运多舛的人，应对生存焦虑的非常态的方式。在叙写这些记忆中的乡村朋友的时候，李诗德更多的是写他们的人生苦难，写他们在苦难遭遇中显露出的人性的善与美。

　　比较起来，李诗德最好的篇章，还是书写故乡、刻录历史记忆的系列散文。不论是写“亲情”、“爱情”和“友情”，还是追踪自我的生命轨迹，这些散文都不止于血缘伦理亲情与人际情感交往的日常叙述，总是将其置于特定历史时代的苦难之中，探究梦魇般的苦难对肉身的伤害，对亲情的间离，对爱情的磨砺，对友情的锻打，对人情人性的试炼；体味即使是物质匮乏精神贫瘠也不能磨灭的生命的渴盼、情爱的欢欣与疏淡冷漠中的些许人间温情。在面对自我的情感与灵魂的时候，李诗德没有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圣人、贤人和完人，他写出了自己的爱，也写出了自己的恨；写出了自己的善良，也写出了自己在亲人面前表现出的自私与残忍；他自啖其肉，自噬其心，无情地拷问自己的灵魂，这是需要良知与勇气的。

　　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正在加速，城市化也正在不断推进，人们纷纷离开乡村，像潮水一样涌进城市，而撂在身后的乡村，正在荒芜和空心化，“村庄成了只见房子不见人的空壳”（《最后的“串乡”者》），人们与乡土的联系正在断裂。“我”作为那个最后的“串乡”者，“担心那个鸟语花香的乡村，那个极富诗意田园，会在不留意中消失殆尽，消失得让人无从寻觅踪迹。那个在漫长岁月中与稻子和土地结下的情缘，会因此而断裂，断裂到忘却自己究竟从哪里来。乡村，作为心灵的栖居地，是否还能承受那根记忆中稻草的重量？”（《最后的“串乡”者》）。这不只是诗人李诗德这位城市羁旅者的一个人的文化忧虑，也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共同的文化难题。据此而言，李诗德的散文把握住了时代精神的脉动。作为敏感多思的诗人，作为历史苦难的承受者，作为“文革”与中国当下社会巨变的亲历者与参与者，李诗德在其后的散文创作中肯定能达到更大的现实广度与历史深度。

（摘自《荆门日报》2012年11月25日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