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岁月的推移，随着年岁的变化，我发现人是不可能离开出生地的，即使你的身体离开了，你的心仍然在那里。

　　每次我回到小街看看，每次都总觉得少了些什么，过去的玩伴一次比一次少，过去的邻居一个个搬走了，只剩下几处要倒塌的房子和几个步伐蹒跚的老人，难得听到鸡鸣狗吠。河流逐渐枯缺、萎缩，几乎断流了。更让人忧郁的是那些朴实亲切的乡情乡俗离我越去越远，慢慢地消失了。

　　母亲不久前的去世让我看到了完全不同于我当年在小街上的情景。几十年前，若是谁家老人了（老人去世称老人），俗称白喜事，安排后事首当其冲的是请队长安排抬杠（抬丧）的人，由队长安排青壮年劳力，大多是八人，称小杠，十六人称大杠，因为劳力的问题，如丧家没特殊情况和特别要求，大多是用小杠八人，然后丧家后人要去逐一拜请。这些被安排的人都必须去，也不记工分，丧家也不给什么报酬，一般是一包平常的烟和一条毛巾，这还要家境比较好的家庭，和所有客人一样，招待三餐饭，当然要尽可能地比较丰盛，因为大家认为谁家都有老人，互相帮助是天经地义的。

　　而现在小街上没有队长了，却出现了杠头，这种称呼还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或者更远点才有的，也就是说没有队长的年代，而现在却出现了杠头，由杠头安排抬杠人员，抬杠人员还是要逐个去请，并规定要大杠，即十六人，每人要给一百元现金、两包烟、一条毛巾、一双袜子。朴素的乡风变为市场经济了。

　　原来谁家老人了，去悼念的人都要发孝布，近亲的男丁戴孝帽，女的一方白布巾系在胳臂上。小孩子戴孝会保佑清疾平安，所以个个乐于戴孝，如漏掉了谁，会认为是欺负人。那些年代购布是要布票的，每人每年八尺，做了上衣没裤子。孝布对于家有老人的来说要积攒好长时间，因为布票有限。

　　而现在不知何人规定了所有戴孝人除孝帽和孝巾外，又多了两米长的一块白布披在身上。把老人安葬后，这些孝披、孝帽和孝巾全抛置在坟地的四周，遍地都是，人们在上面踏来践去，问何以这样，说带回去不吉利。既然这样，为什么又要发放这么多不吉利的东西呢？让人痛心！二十世纪，这些示孝的物品，一般人悼念结束后就带回去放在家里，亲友们要在烧五七（三十五天）后才能解除，当然这期间平时也不会戴，但在烧五七时一定得再戴上。

　　我的一个朋友信基督教的妻子死后，她的葬礼倒让我觉得非常好，值得提倡。教会的人为死者唱葬歌和送葬不但不收钱，连饭都不吃，所有的送葬人全都是一朵白纸花，四个教会的人抬着遗体送到附近的车上，一副纸做的棺材，连同纸花放到车上到时一起烧掉。丧家招待的全是那些送情的亲友。

　　据说禁止用棺材下葬，但禁而不止，火葬场每具棺材收80元罚款后就不过问了。这个禁令只不过是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而已。

　　这可能就是常提倡的移风易俗吧！过春节的风俗也在悄悄改变。我是非常拥护春节燃放鞭炮的，“爆竹一声除旧岁”已几千年了，鞭炮声增加了节日的气氛。原来初一的早上放鞭叫出行，或称出天方，在大门外烧纸钱和放鞭，如果邻里之间同时出现，后出来的一方就要悄悄退回去，让别人出行回屋后自己再出来，这种仪式大多是从黎明时分持续到早上八九点钟。因为要守岁，守岁人到出天方后就可去睡一下，但现在不同了，不等到零点的新年钟声敲响，惊天动地的烟花爆竹就响起来了，争先恐后，惟恐迟了财神不光临自己家，就不发财了，鞭炮也是越响越好，越长越好，也不是纯鞭炮了，花样翻新地放烟花，震耳欲聋，你想看春节晚会也看不成了。

　　老宅的两边都做成了楼房，只留下老宅还是低矮的瓦房，黄昏，我站在小街前看了很久，没有看到屋顶的炊烟，也听不到孩子们的嬉笑打闹声。随着岁月的流逝，往事不免有些模糊的斑痕，也许我少了对小街的联系和理解，以至于原本联系的事物都分离分化了，彼此变得陌生起来。反向的生活让我觉得小街失去了很多让我习惯的东西，母亲走了，老宅会变成一座空宅，可能我与小街的联系会更少，并会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