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名教师，教导主任，不喝酒，但嗜好抽烟。

　　记忆中他最早抽的烟是“大公鸡”，每包一角五分。后来改成“圆球”的，每包二角。这在当时来讲是比较中等了，我们的小街上很多人都是自己用种的或买的烟叶卷烟，即使买也是几分钱一包的“经济”烟。当时农村流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县里抽的“东方红”，区里抽的“红金龙”，乡里抽的“大公鸡”，老百姓抽的本人造、自加工。所说的县里、区里、乡里都是指干部，等级分明。父亲抽的烟在一段时间后变成“新华”的了，档次又高了些，每包二角五分。“新华”烟抽了之后变成“游泳”了，“游泳”的是三角六一包，这在当时来说，是高档次的了。当他正在一步一步地走进高档次时，被“文化大革命”作为阶级敌人清除到农村了。到农村后，立即分派到和四类分子一起劳动改造，当然工资也停发了，他的烟即又落回到“大公鸡”了。我天真地问他，您抽了“游泳”后再抽“大公鸡”能行吗？他说烟对他来说并没什么味，只是不抽觉得不平衡。我不懂，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意思就是他没别的消费，再要不抽烟，就心中不平衡了。所以他的一生从来不想建房置业什么的，只是让母亲在家把一幢土改分的破旧的房子修修补补的，能住就行。他说吃喝才是真，其他都是身外之物。

　　队干部把他派到水库工地劳动，他还像领导一样很操心队里的事。有一次半夜下起大雨，那个瞌睡虫领导人没动，社员更懒得动，他一个人起来用稻草盖好柴垛，又在柴堆的周围挖了一条小沟，天才亮。别人睡得暖暖的，他的衣服都淋湿了，但他还洋洋得意地讲：“我昨天晚上就考虑到这件事，生怕下雨把柴火淋湿了不好做饭，今天终于把这件事情解决好了。”瞌睡虫领导只哼了一声。

　　队里把几个四类分子安排住在一个粮仓里，晚上睡觉前，让他读“老三篇”（毛泽东的三篇著作）他也很认真地“领导”学习。开群众大会时，叫一个年轻人读“毛选”，当那个青年人把逆流读成“弟流”时，他很认真地纠正。那个自认为很有水平的青年面子上挂不住了，找碴开大会斗争他，说他不老实，瞧不起贫下中农，是阶级敌人向革命群众的反扑。

　　半年后，又来了政策，让他回校，当然不能让他教书，是管基建。这样也很好，毕竟有工资了。父亲的烟又是“游泳”了。我对母亲说既然“大公鸡”一样能抽，何必要贵的呢？母亲说他只有这一个爱好，就是抽烟，你看他身上穿的都是最便宜的布做的衣服。他的工资除了生活费是他自己留着的，都交给了我。

　　是的，母亲给他用尿素袋布做的裤子，虽然染成了黑色，但日本产几个字还是看得很清楚，他平时还常穿着。那时用尿素袋布做衣服并非人人能做的，还要有关系的人开后门才弄得到哟！农村里只有队长和保管员才能有这个特权。一人一年八尺布票，做了上衣无裤子，做了夏衣无冬衣。

　　父亲为人很耿直，说得不好听是吝啬，对烟更是不近人情了。他还在农村的时候，别人去我家玩，他从来抽烟总是只顾自己抽，也不给人敬烟。就是队干部去我家他也不给，要抽烟时自己拿出一支来，先在烟盒上抖几下，慢条斯理地含在嘴上，再用打火机拍的一声点燃，对在场的人不闻不问的。只有母亲看不惯时从屋里拿出烟来奉给别人。我问父亲为什么不给别人抽，他只说了四个字：“懒得奉承！”

　　改革开放后，我每次回家总看到父亲的烟在变化，“襄阳”、“芙蓉”、“红梅”，到“红塔山”。前年我回家给他带了几条软包“黄鹤楼”，他抽后说很好，让我常常给他带这种烟。其实他并不是没钱买，他说是享受我的孝心。他的烟瘾并不大，两天才一包烟。我也不可能常带烟回去，只不过是逢年过节回家时才带，他很喜欢。他自己现在也是买“黄鹤楼”了。

　　“黄鹤楼”烟比“大公鸡”的价高了100多倍。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大公鸡”的烟。但从父亲抽烟的历程中，我感觉到时代的巨大变迁！

（摘自《荆门日报》2012年12月9日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