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列传第一篇就是写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兄弟。《太史公自序》说：“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史记会注考证》引日本学者村尾元融语说：“太史公欲求节义最高者为列传首，以激叔世浇漓之风，并与己述作之旨。”司马迁以此为后来二千多年历代王朝兴替、内祸外患中的臣民，树立了求仁取义、坚持气节的榜样。中国历代王朝，在其画上句号时，总有遗老孤忠、文人学士等为之身殉，演出一番壮烈。元末、清末，殉难者寥，死节者少；宋末、明末，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笔者认为，这就是对民族气节的最好诠释。

　　赵翼在《六朝忠臣无殉节者》中说：“直至有宋，士大夫始以节义为重，实由儒学昌明，人皆相维于礼义而不忍背，则《诗》、《书》之有功于世教，匪浅鲜矣”。赵翼的结论是：历代殉国者，以宋朝为最。

　　公元1279年3月14日，先败于辽，后败于金，再败于元，前后坚持了三百余年的大宋王朝终于到了覆灭的一天，亦是南宋末代皇帝赵昺的最后一天。《宋史纪事本末》载，其时，元将张弘范兵分四路，包围住已逃亡到海上的南宋朝廷以及十数万军民。崖山之役后，与这个小皇帝共同赴难的殉国者达10万人之多。“（陆）秀夫谓帝曰：‘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负帝同溺。后宫诸臣从死者甚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余万人。”这是何其骇人的场面！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最壮烈的国殇。

　　据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称，南宋末年，为了抵抗南下的元军，从长江流域节节败退到南海之滨的大宋王朝，守土将士，郡县官吏，普通民众，其尽忠报国之心、不屈不挠之志、宁死不降之贞尤为强烈，他们一直战斗到这个王朝的最后一天。我们能够随意地谈到清末民初的梁济和王国维之死，不会有切肤之痛；然而，对于宋末元初的文天祥之殉难，却不能不怀着极大的崇敬之心肃然待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天祥临刑，从容谓吏卒曰：‘吾事毕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对这位爱国文人来讲，他所爱的家园，早就沦为异域，然而，他至死也不放弃这一份爱，不割舍这一份精神依托，甘愿为这个不存在的故国，为这个失去的家园，走向死亡而无怨无悔。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文人，他们的生命脐带系于这片大地，他们的血脉律动，与炎黄子孙同步。国之安危，民之存亡，无不与这些文人的生命史、创作史息息相关。他们之所以以身报国，慷慨赴死，如鲁迅先生的诗所写“灵台无计逃神矢”，“我以我血荐轩辕”那样，义无返顾，不惜牺牲生命，正是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感召之下，中国文人作出的必然选择。其优秀分子、其杰出人物，在家国多难之际，都会迸发出一种高尚的爱国情操。

　　孙静庵《明遗民录》载，公元1644年3月，明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陷北京，朱由检在煤山自缢身亡。随之而痛哭失声者，悲愤莫名者，仓皇出逃者，以死殉国者无数，偌大的京城一幅末日景象。其中那些惨绝人寰的死节场面，令人不忍卒读。朱由检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不大被责备的亡国之君，甚至连李自成、顺治都为他讲好话。虽然他性格上的缺陷，诸如猜忌怀疑、刻薄寡恩；他政策上的失误，诸如措置失当、用人多变等，加速了明亡的步伐，但万历年后注定亡国的命运，不是他所能改变的。崇祯上吊煤山，着实震撼了中国人。所以，“吾君之痛”成为当时全体国人之痛，这也是明末殉难者前赴后继的缘故。

　　虽然宋朝、明朝已是昨天的历史，但宋明两朝的志士仁人，不会因国灭帝亡而终结其精神上的向往。同样，也不会因江山易主而转变其信仰的忠诚。或许，与异族文化格格不入的宋、明两朝文人，更有其不变的主旨，坚守的信念，有明确的疆界和清浊的分野。虽经过岁月的淘洗，疼痛会消失，记忆会淡化，但这种对于中国人精神熬煎的民族灾难，却是铭刻在心，不会遗忘的。这也让我们真正理解了中国人的气节观：帝王不过是一个国家的符号，只有国家、民族，才值得有血性的中国人为之共赴生死。

（摘自《荆门日报》2012年12月9日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