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与算盘》，是日本近代实业家涩泽荣写的一本书。涩泽荣曾将德川家康训言《神君遗训》对比《论语》，发现其中诸多语句皆来源于后者。他在《论语与算盘》中说：“《论语》代表仁义、伦理和道德，而算盘则是精打细算、斤斤计较的‘利’的象征。把《论语》同算盘相提并论，似乎不伦不类，风牛马不相及。但我始终认为，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涩泽荣弃官经商并用一生的实践，从道德修养与物质财富的关系出发，解读人心社会与商业经营的和谐之道，颠覆了鄙视金钱的传统观念，创造性地提出“义利合一”、“士魂商才”的现代儒商的精神支柱和价值观。

　　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发表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论语》代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也是儒家文化的根基；但在近代日本和中国的不同阐释和实践中，同一部《论语》却被阐释出了不同的“真理”或“实在意义”。

　　日本对《论语》的阐释拉近了它与“算盘”的距离，而在近代中国语境的阐释中，却进一步扩大了《论语》与“算盘”的距离。涩泽荣认为，后儒对孔子学说误解最突出的是富贵观念和理财思想，他们错误地把其完全对立起来，因此他在其书中对孔子的财富观作了充分的论证。他对《论语》的分析表明，孔子并无鄙视富贵的观点，只是劝诫人们不要见利忘义，不要取不义之财。也就是《论语》所说的“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他认为，对孔子“义利观” 最严重的误解是把“利”与“义”完全对立起来。

　　的确，我国的传统观念总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认为“君子固穷”、“为富不仁”，认为要“义”就必须舍“利”！这是后人对孔子的误读，其实孔子也是提倡人们去追求富贵的。例如，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如果富贵合乎道义，哪怕是执鞭的差事，我也可以去做。如果不符合道义，那我就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了。由此可见，孔子不反对赚钱， 因为金钱不是万恶的，而是中性的。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关键是要做到“有道”，不能不择手段。然而，中国人总喜欢走极端。要不认为文化人就不应该有钱，要不认为“暴发户”就不应该有文化，以致形成“君子固穷”、“无商不奸”的偏见。当然，这与我们的历史文化等因素相关联，但也与现实社会呈现出的弊端密不可分。如今，确实有太多人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做出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甚至有一些学者专家也不甘寂寞，为了追求金钱而放弃精神追求，最终失去独立人格，失去自我。其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只打自己的“算盘”，把《论语》丢在一边。有人说，现在社会之失序，道德之缺失，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没有处理好《论语》与算盘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人首先是一个自然人，那么就要衣食住行，精打细算是必须的。而人又是社会的人，所以必须要有“仁义礼智信”来约束，才能促进社会和谐。而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多人为了追求利益而忽视了道德。由此滋生出拜金主义，从而引起社会评价体系混乱，导致一切向钱看，一切以金钱为衡量标准。

　　历史往往有相似之处。日本同样经历过资本主义初期商业道德败坏，所谓为富不仁、无商不奸的阶段，日本货也曾经是滥货的代名词。如今的中国，正处在涩泽荣曾经经历过的转型期，有些不法商人为了追逐利益，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甚至不择手段，连最基本的良知都丧失了。鉴于这种情况，提高商人的道德水平，培养经商者的道德素质，就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现在，国人开始重拾《论语》，但道德的重建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可能需要一两代人甚至更多代人的努力。因此，现在重提《论语》与算盘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每个人都应该处理好《论语》与算盘的关系，左手拿《论语》，右手拿算盘，从《论语》里学习处世之道，从算盘里体悟生财之道。

（摘自《荆门日报》2012年9月2日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