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楚文化，人们会联想到那工艺精湛的青铜器，绚丽多姿的漆木器、纹采斐然的丝织品、神奇瑰异的缣帛画……当这一件件美奂绝纶的文化珍宝在你脑海里依次显现时，每当听到那奏响世界的编钟古曲，或者观看那倾倒天下的编钟乐舞时，我们都会为祖先的伟大创造而激动得热血沸腾! 

    2000余年前楚国人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文化，似乎随着秦汉以来的文化统一而消融了。尽管如此，楚文化的精神气质和风格特色却始终浸染着历代的文人学士，明显地反映出南北文化的差异。因此自魏晋以来，文化别以南北已成为传统的区分方式。至近代，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等一代国学大师，都曾致力于阐述先秦南北文化性质的差异及南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但他们的阐述主要只能征诸文献古籍、囿于精神文化，而不可能广参楚国文物、印证物质文化，所以也因未能窥见全豹而没有形成楚文化的整体概念。 

    直到本世纪30年代，深藏地下的楚国文物初见天日，人们才开始产生楚文化的概念。其后，随着楚文物络绎不绝地出土，人们对楚文化的认识也不断加深。但真正认识到楚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灿烂辉煌，并对它展开全面系统地研究，则是在刚刚送走的80年代。 

    楚地和楚国，乃为历史的概念，初期偏处荆山，地域不过方圆100里，经过楚人800年之久的开拓，盛时“地方五千里”，东临大海，南抵五岭，西包巴蜀，此绕颖洄，疆域几乎是今天的南半个中国。因此，楚文化，即为在这段历史时期里，在这片广阔土地上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和统一风格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又由于楚国始终是以江汉流域为根基，以故楚文化的中心便在今湖北境内。 

据统计，迄今发掘的东周墓葬中，约有80%是楚墓。丰富而灿烂的楚文化遗存，令人叹为观止，很自然地形成了楚文化热。80年代里，随着楚国文物在海外展出、编钟乐舞在他国公演、楚文化热已波及世界。

来源：tieba.baidu

湖北：让楚文化重放异彩

湖北是古代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作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在长达800多年的历史中，创造了光辉灿烂、博大精深的楚文化，堪与当时的希腊文化媲美。楚文化专家说，楚文化中的精华，如青铜冶铸、丝织刺绣、屈宋辞赋、音乐舞蹈以及端午民俗，堪为中国和世界古代文化的巅峰之作。

　　湖北是京剧、花鼓戏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汉剧、黄梅戏的发源地。湖北地方剧种众多，楚剧最早是由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命名的，老百姓对它的热爱简直无法形容。汉剧现在台湾仍有许多观众。湖北戏剧多次赴欧、美、日演出，大获成功。

在全国各大书店中，《张居正》销售正旺，湖北作家熊召政的这部长篇历史小说去年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湖北省作协主席王先霈说，今天的文学楚军几乎在所有国家级和全国有影响的文学大奖中摘金夺银。　　

此外，湖北堪称中国报刊发行大省。创刊于1985年1月的《知音》杂志，其发行量已达630万份，仅次于《读者》，位居全国第二；知音集团去年的利润达1亿多元，位居全国期刊类第一。

　　在大力抢救与保护传统文化遗产的同时，湖北省投入上亿元资金，实施“影视精品十大工程”、“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等4大工程，推出了一大批文化艺术精品。京剧《膏药章》、花鼓戏《十二月等郎》、儿童剧《春雨沙沙》先后入选国家舞台精品剧目，首部地域风情舞蹈诗《家住长江边》、音乐剧《大三峡》、京剧《曾侯乙》等20多台新剧目今年将全部推出。

在武汉江通动画公司，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正在电脑前进行动漫创作，具有浓郁楚文化风格的52集动画片《小子贱三》即将推出。他们办有自己的动画学校，培养专门的人才，去年被国家广电总局列为国家动画产业基地。如今，像江通动画公司这样的一批民营文化企业正在崛起，湖北社会性文化产业正在升温。   来源：news.sohu

 

楚文化的发展阶段

按楚文化不同时期的特点，可把楚文化划分为滥觞期、勃兴期、鼎盛期和转变期4个阶段。

    楚人建国丹阳至周平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40年）是楚文化的滥觞期。在这一时期，楚国完成了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在兼采华夏文化和蛮夷文化之长的基础上，开始创造自己的特色文化。总的来说，此时的楚文化与华夏文化尚没有明显而重大的区别，尤其是陶器、青铜器等物质文化方面，但楚文化又毕竟显示出了一些自己的特性。崇火崇凤好巫、开拓进取、不拘礼法、爱标新立异等特点为后来楚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春秋时期是楚文化的勃兴期。这个时期，楚文化开始呈现出自己鲜明的特点，表现在各个方面。从社会形态上看，农奴制布满了楚国各个县邑，奴隶制相反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在民族政策上，楚人把自己定位于夷夏之间，实行抚夷属夏的国策。对于所灭之国，楚人的作法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而不以俘掠奴隶为好。从官制上看，楚官多称尹，从中央到地方，少有例外；从行政建制上，楚国首创县制，后为各国效仿；在兵制上，称谓、建制也与中原多异。这些大的文化背景已经充分昭示了楚文化的个性与气魄，楚文化也由此成熟起来。

    楚民族风俗独树一帜。楚人尚赤，建筑服饰器物均以赤为贵。各地楚墓出土的黑底朱彩漆器就是例证。楚人尚东，生之坐向、死之墓向均以东为荣；与周人的面南背北、头北脚南迥然不同。楚人尚左，也与周俗尚右不同。楚人念祖、爱国、忠君比之周人更为突出，他们习惯于用原有地名命名新地，丹阳、郢数次迁移不改其名就是为了缅怀先祖。楚人由于历尽艰辛而建国称霸，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异常强烈，钟仪南冠面晋，南音不改，屈原成为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都是典型的例子。

    楚国的物质文化开始显示出自已的独特风格。乐器中楚人最爱钟，并视之为国家权力的象征。楚钟不仅音色绝佳，而旦造型独到，甬钟、钮钟等都有从大到小不可颠倒的组合关系，因而称为编钟。众所周知，编钟是楚国音乐艺术的杰出代表。台谢建筑也有楚人的独创，楚人筑台追求高峻，以纵目远望，楚人修榭追求空灵，以澄怀远目，而且在建造中还有层台累榭的特点，这一点为后来的南方园林所继承。此外，楚国修城不建池也有别于北方而显示出自己的个性。

    战国时期是楚文化的鼎盛期。此时，铜器生产登峰造极，铁器普遍推广，丝织刺绣兴旺发达，漆器木器应运而生，城市建设欣欣向荣，物质文化可算是达到了顶点。与勃兴期明显不同的是，鼎盛期的楚国精神文化大放异彩，给予后世巨大的启迪，从哲学到文学，从字画到乐舞，无不独风骚，彪炳千秋，更为主要的是，楚人的政治社会体制、民族文化心理，日常生活方式等趋于成熟定型，使楚文化真正成了独特的"这一个"，千百年来为人们津津乐道。

秦汉之际为楚文化的转变期。秦国灭掉了楚国，并排斥楚文化，使楚文化遭受重大打击。但楚文化的精神因素方面远比物质因素方面根深蒂固，因此楚文化被打而不倒，秦末，楚人刘邦、项羽大兴楚文化，使楚文化有复苏之势，但离开了物质文化根基的楚文化终究是不可能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了。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自成体系的楚文化不复存在，但楚文化的某些因子却与传统中原文化一样，成为新的汉文化的组成部分。至此，南北文化相互交融，彼此促进，共同创造着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

来源：.hb.xinhuanet/

  楚文化：天上出了只九头鸟

如果要给楚文化以一种形象的象徵标志，恐怕没有比“九头鸟”更合适的了。“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难道还有比这句俗语更形象，九头鸟究竟是何物?它与湖北佬有着什么特殊关系?在它那神奇的形象下包含着怎样的深层文化内涵?这些不仅会挑逗起我们的强烈好奇心，而且对了解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楚文化的特殊性格，有着重要的价值。

　　楚人的九凤神。九头鸟形象的出现，最早源于楚人的九凤神鸟。出自战国至汉初时楚人之手的《山海经》，是记载九头鸟形象的最早文献。楚人血统的屈原，在《离骚》中说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这高阳即帝颛顼。颛顼葬于汉水，九凤与颛顼同在一地，可见九凤是楚人所崇拜的九头神鸟。

　　“九凤”的神性，以它的名字即可得到证明。凤是我国古代最为崇拜的两大图腾之一，与龙并称。它是吉祥幸福的象徵，由于凤凰是吉祥之鸟，古代有的帝王，如少昊，周成王即位时，据说都曾有凤凰飞来庆贺。

　　楚人有崇凤的传统。大诗人屈原在《离骚》中写到神游天国部分时，第一句就是：“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全世界都十分流行的凤凰涅盘利用职权故事，最早就出自屈原的《天问》。先秦典籍中，多有楚人将凤比作杰出人物的记载。楚人崇凤心理也得到考古资料的证明。

　　“九”，在中国古代是个神秘的数字，天高曰九重，地深曰九泉，疆域广曰九域，数量大曰九钧，时间长曰九天九夜，危险大曰九死一生……就连唐僧取经也是九九八十一难，孙悟空是九八七十二变。为什么“九”字成为这种神秘的极数呢?据有的学者研究，这乃是因为“九”的本意是“九头龙”之故。中国古代有许多关于九头龙崇拜的神话。

　　综上所述，人面鸟身而九首的九凤，是楚人先祖所崇拜的一个半人半鸟的图腾形象，它是我国九头鸟形象的最早原型。

来源：hi.baidu/

楚文化之行－编钟、鼓座、酒器

曾候乙墓中有成套的乐器、礼器、酒器。其中，编钟的发掘使中国乐理发源于古希腊之说不攻自破。编钟的钟座也是盘龙，缕空的。非常华丽。

70多条龙盘旋的鼓座的发掘，将使用失蜡法制作的青铜器的技术又提前了几百年。脫蜡法是一种铸造方法，中国古代在青铜铸造上已经使用这种方法，现代的精密铸造中称为熔模精密铸造。脫蜡法是先用蜡制造模，应用到翻沙上，就是将蜡制的样品埋入铸造的沙型中，夯实，然后加热，使沙型变得结实，蜡融化倒出，再将熔化的青铜或铁水倒入。

　　一般翻砂是用木模或原型，得将砂型做成两半，再合在一起，模具必须可以从半个砂型中取出。而脫蜡法不必取出模具，因此可以铸造形状非常复杂的物品。现代精密铸造使用非常细的铸造沙，也是先做蜡模，然后将沙喷到模具上，高温烧制沙模，可以做出非常精细，形状非常复杂的模具。直接铸造出非常精密的零件，不必再进行机械加工。

    神奇的是，那个非常华丽精致美观的青铜尊盘。到现在还不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规则的缕空的花纹纹饰有一角剥开了，可以发现那些缕空纹丝的里边也是空的。它是怎么铸出来的到现在还是个迷。这个尊盘通高41.6厘米、尊高30.1厘米、口径25厘米、盘高23.5厘米、口径58厘米。这套青铜器由尊和盘组成，尊置于盘中，也可以分开。尊盘的口沿附加精细、繁褥的透空附饰，尊盘铸有变形龙纹和龙形附饰，显得十分华丽精美。尊和盘均铸有“曾候乙作持用终”铭文。显见是曾候乙非常珍爱的的一件器皿，除此之外就只有那些武器上才刻有曾候乙的名字。

还有被称为镇馆之宝的虎座鸟架鼓。是木制的，真品和仿制品都拍到了，真品就是太旧了，漆剥落了,还有点支离破碎了，但是看上去比仿品精细点，如果它是完整的，应当比仿制品美丽精致。这个仿制品还挺华美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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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国文学现象 

    在中国先秦文学史上，楚国文学占居半壁江山。《诗经》中的《周南》《召南》二风，诸子散文中的老、庄二子以及屈、宋二家辞赋共同构成楚国文学辉煌的篇章。以全面了解楚国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春秋时期，楚国文学创作的突出成就是诗歌。见于文献记载，楚国诗歌虽不算多，成书于春秋时代的《诗经》，其中虽无“楚风”，但《周南》、《召南》是为南方民歌，《汉广》等篇则又实为江汉流域之作。《候人歌》虽为一句，但“兮”、“猗”语助词的运用，已具楚地民歌的语言特色，对后来楚辞的创作，显然有直接的影响。散见于其他典籍，也还有不少楚国(地)民歌。如《说苑》记载的《楚人诵子文歌》、《楚人为诸御己歌》、《越人歌》，《新序》记载的《徐人歌》，《吴越春秋》记载的《弹歌》、《河上歌》、《申包胥歌》、《渔父歌》，《论语·微子》记载的《接舆歌》，《孟子·离娄》记载的《孺子歌》，以及《史记·滑稽列传》记载的《优孟歌》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楚国(地)诗歌的成就。

    战国时期，楚国文学成就辉煌，主要表现在散文与诗歌。由于散文以《庄子》为代表，诗歌以屈原《离骚》及其他作品为代表，故两家合称“庄骚”。

    庄子作为一位博学的哲学家，不仅哲学、政治思想丰富多彩，而且文学艺术思想也很突出，甚至涉及到关于文学艺术的创作规律。《庄子》一书，千奇百怪，“寓言十九”，变幻瑰玮，叙事以明理。如为了说明凡事顺其自然，追求“素朴而民性得”的“至德之世”，在《马蹄》篇中以马为例，说马以蹄践霜踏雪，举足能奔跑跳跃，这是马的本性。伯乐则力加驯化，削蹄烧烙，使马惨遭祸患，死亡大半，这样“残生损性”，就是破坏了事物的本性，也就不是“至德之世”。以寓言喻理，逸趣横生，耐人寻味。寓言既为喻理，所以它与譬喻手法是紧密相联的。《庄子》一书，处处设譬，与寓言相映成趣，构成全书一大特色。如在《应帝王》中以“浑沌”喻纯真的万民，以“凿窍”喻扰民的政举。

    《庄子》不仅是一部哲学著作，也同时是一部有鲜明特色的散文著作。它思想奔放，文笔变化多端，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

    宋玉是战国时楚国著名文学家。宋玉出身低微，仕途失意，曾师事屈原，通晓音律，雅好辞章，具有很高的文学才能。宋玉赋16篇，多已亡佚。现存《九辩》《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等诸篇。《九辩》，是一首自叙性的长篇抒情诗。该诗情景交融，意境深化，情感凄凉。句法灵活自由，字数增加，加强了诗歌的节奏感。宋玉是屈原艺术的优秀继承者，在赋的发展史上具有首创地位。

    唐勒、景差是与宋玉同时以赋见称于战国晚期楚国文坛的作家，但两人的作品都未能流传下来。1972年，在出土简文中，出现了唐勒的赋作残篇，因而使人得以大致了解唐勒的创作情况和文学地位。

    荀子不仅是一位大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文学家。《荀子》一书论理透彻，层次清晰，行文精炼，辞采缤纷，论点明确，每篇都是深刻有力的论说文。但作为一位文学家，其真正具有文学性质的作品则是《成相篇》和《赋篇》。《成相篇》是运用通俗文学形式来表达作者的政治见解的作品，表明作者已注重汲取民间文学的营养，借助民间喜闻乐见的曲调来传播政治主张，在文学创作上作出了有益的尝试。《赋篇》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以“赋”名篇的作品，成为后世赋体的直接源头。荀子在楚国从事写作，无疑广泛地吸收楚国民歌的养料，这是荀子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

    楚文学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先秦时期中国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在文艺思想、创作精神、表现手法、体裁形式、修辞技巧等各方面都对后世文学创作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来源：《楚文学史》 

楚国的商贸与货币

楚地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有发展商业的基本条件。商、周以后，楚地丰富的物产就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原。春秋后，楚国与中原各国经济交往更加活跃。楚与晋、齐等所谓中原“上国”的经济交往是很密切的。郑、陈是楚北上与齐、晋争霸的中间地带，同时也是楚、夏经济交流的枢纽。战国时期，楚国疆域几乎囊括半个中国，故其物产丰富，商业活跃，在战国时代的各国经济贸易中举足轻重。当时楚国输往中原和其他各地的物品，有谷类、丝织品、漆器、玑、珠等，以及鱼鳖、鼋、鼍、洞庭之鳟、云梦之芹、云梦之柚等土特产品。根据考古发掘资料证明，楚国丝织品还远销到今西伯利亚地区，在西伯利亚地区阿尔泰巴泽雷克古代游牧民族的贵族墓葬中发现有与楚国相同的龙凤纹绣丝织物。约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东山时期，文郎文化在东南亚一带传播，出现了铁器和漆器。此铁器、漆器可能是从楚国输传过去的。在频繁的贸易中，楚国也从中原等各地输入各种物品。楚国玻璃则自春秋末战国初兴起，其中“晴蜓眼”式的琉璃珠，其纹饰、颜色与西方同类的玻璃珠相同，可见由于楚国与南亚地区早就存在经济文化往来，西方的玻璃工艺也就经过南亚地区而传入楚国了。

    楚国的商人有一般商人，还有官商。一般商人，就是经营小本生意的一般商贩。官商，最典型的是1957年和1960年在安徽寿县发现的鄂君启节所提供的证据。它的发现，为研究古代用节方法、制度和楚国地理、水陆交通及政治、经济状况，提供了珍贵资料。可见军用物资是禁止出境的，反映了当时兼并战争的激烈。在时间上明确规定：“岁赢返。”即一年一往返，不得在外面长期停留。说明入战国后，楚国随着商业的发展，在管理上也是很具体严格的。

来源：《楚国的货币》

楚国名人――孙叔敖

    孙叔敖楚国名相，祖父蒍吕臣曾官拜楚成王令尹。父亲蒍贾，任楚国司马。孙叔敖出生于郢都北海子湖边白土里。

约公元前605年，孙叔敖在期思雩娄（ 今河南商城东 ）主持兴修水利，建成中国最早的大型渠系水利工程——期思雩娄灌区（期思陂），相当于现代新建的梅山灌区中干渠所灌地区。

楚庄王十五年孙叔敖拜为充尹，主张“施教于民”，“布政以道”。他极为重视民生经济，制定、实施有关政策法令，尽力使农、工、贾各得其便。他在汉西利用沮水兴修水利，还在江陵境内修筑了大型平原水库“海子”。鼓励农民秋冬上山采矿，使青铜业大力发展。楚国出现了一个“家富人喜，优赡乐业，式序在朝，行无螟蜮，丰年蕃庶”的全盛时期。

庄王曾认为当时楚国的车子太小，遂命令全国一律改造高大的车子。孙叔敖劝谏，若以命令行事，会招致百姓反感，不如把都市街巷两头的门限做高，低小的车过不去，人们就会自觉改造高车了。庄王又嫌原来通行的货币太小，改铸大币，强令通行，人民使用不便，引起市场混乱。他认为“便民为要”，劝说庄王恢复通行小货币，市场又趋繁荣。

孙叔敖还是杰出的军事家，他选择适合于楚国的条文，立为军法，对各军的行动、任务、纪律等都制定了明确规定，运用于训练和实战。庄王十六年(公元前598年)，楚军在诉地修筑城池，由于他用人得当，计划周密，物资准备充足，30天就完成了任务。次年，楚与晋大占于邲，他辅助庄王机智灵活地指挥了这场战斗，刚一出动战车，他即鼓动楚军勇猛冲击，一鼓作气，迅速逼近晋军，使其措手不及，仓惶溃散，逃归黄河以北，中原霸主的地位便转向楚国。

由于行政、治军有功，楚庄王多次重额封赏，孙叔敖坚辞不受。为官多年，家中却没有积蓄，临终时，连棺椁也没有。司马迁《史记》中记为“循吏”第一。去世后，归葬于江陵白土里。另在沙头镇(今沙市区)有衣冠冢。清朝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立有“楚令尹孙叔敖墓”石碑。墓在今中山公园东北隅。

楚国建筑文化

漫漫中华五千年的文明，造就了在世界的东方独树一帜的中国建筑。然而，作为华夏文明组成部分之一的楚文化却是一支瑰丽多彩而又独具风格的南国文化。它发源于长江中下游和江汉平原，为楚族楚国楚地人民所创造，在缔造和发展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过程中，曾起过不可估量的作用。

楚建筑属于建筑范畴的“干阑文化”是古代中国南方建筑文化的主体，是南方干阑式建筑与源于北方穴居的高台式建筑融合时期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代表。它是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向来注重与自然的高度协同，尊重自然，体现“天人合一”的境界。在艺术性格上特别重视对中和、平易、含蓄而深沉的美的追求。在选材上，木材给人以含蓄、深沉的天然之美，它集轻巧、坚韧、易于加工为一身，恰恰与楚国人的文化性格相切合，因此成为楚建筑的首选材料。加之，建筑始终是为人服务的，地处中原的楚国地大物博，木材资源丰富，而相反去花几百年的时间用石材去兴建宫室建筑是不可想象的。因此，选择木材也有其必然性。 

楚建筑在建筑类型上丰富多彩，主要包括：宫殿、宗庙、公府、馆榭、地下宫室、离宫、坛、祠、警鼓台、舞台、观景楼阁等。它们的种类和使用功能虽不相同，但始终流露着“天人合一”的思想。这基于与自然高度协同的楚文化精神——热爱自然、尊重自然，建筑镶嵌在自然中，仿佛是自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建筑风格上，楚建筑的屋顶、木构件、飞檐等人性化设计，机智而巧妙的组合所显示的结构美和装饰美本身也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楚建筑的屋顶一般很大，并出现了屋坡的折线“反字”及以后的“举折”的做法。虽然曲度不大，屋角也没有翘起，刚健质朴的气势较浓，但也初步反映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人字型的屋顶造型，既扩大了室内的空间感，同时有利于排水。类似的还有楚独有的干阑式建筑风格等，这些做法相比同时期的欧洲的平屋顶和中国北方穴居，更具有“人性化”设计和“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古代楚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木构件主要指柱、梁之外的悬挑受力构件斗拱，古老的“斗拱”系与檐口平行。迄今所发现的楚建筑异型木构件中有十分精美的拱形构件。木构件的“制作”主要指构造结合的榫卯技术，其本身不用一钉一卯，完全插接构成。源出于南方古老的干阑式建筑中的榫卯构造，为楚建筑所承袭发展，不但系列完备，而且技术先进。在承重结构过渡为装饰构件的过程中，无论从技术角度还是从审美角度都将两种功能结合得天衣无缝。终于成为其独特的南国风格。

建筑的装饰上，楚国的艺术家们既看重人与自然的统一，充分表达个性的自由，可是又积极入世，回归到人本的理性现实。以其雕塑为例，在发掘的楚系墓葬中发现如：比细高腿还长一倍的长脖子鸟的脑袋上忽然长出了枝杈繁生、尖端锐利的成对鹿角来；昂首引吭、展翅欲飞的长颈彩凤偏偏要站到斑斓猛虎的背上去，而自己的背上却生出一对繁枝的鹿角；人首蛇身的补天女；双手擎万均的编钟乐架武士，是力的表现；飞凤、鸣鸾、长蛇、奔鹿，还有鼓胀着肚子的具蛙在进行着一场只有现代人类才可能进行的水陆空交叉的立体大型混战，是人间善与恶的搏斗……这些作品，对于地下的死者，是欢送他们祝愿他们飞升上天上仙境，对于地上活着的人们，是鼓励他们面对自然、征服自然。多数的雕塑作品是实用器物，把器形制作成许多种动物的形象，施以彩绘，以至浅高浮雕、镂刻等等，莫不表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充满着浪漫情调，以供装饰陈设，赏心悦目。楚国建筑装饰以红黑两色的强烈对比为基调，这是由于当时楚人的审美观决定的。

来源：《楚国的城市与建筑》

   动漫企业相中“楚文化”

喜羊羊灰太狼长期“霸占”荧屏，爆丸小子整天以“耍酷”取胜，湖北伢么时候能在荧屏上看见有湖北特色的形象？不久将有一系列湖北历史人物以动漫形象亮相荧屏。5月1日，在动漫节上获悉，多家动漫公司正在争抢楚文化题材。

　　今年的宣传广告与去年动漫节有所不同，武汉江通动画的宣传着重打造“花木兰”、“贱三小子”两个新形象。该公司董事长朱佑兰介绍，从去年起就计划推出这两个新题材的动漫连续剧，部分产品制作已完成。

　　想在湖北历史文化中发掘商机的不止一家。武汉东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根据随州炎帝故里的传说，推出动画片《炎帝神农氏》，目前已经完成部分制作，争取近期推上荧屏。

　　武汉鑫金牛文化传播公司则要为湖北历史名人屈原拍动画片，目前已经制作出宣传片花。该公司总经理吴旭光说：“如果《屈原》获得成功，接下来再创作《九头鸟》。”

　朱佑兰表示，武汉动漫产业起步晚，发展跟不上长沙、杭州、上海等地，但武汉动漫产业走地方历史文化路线，算是抓住了竞争中的一个特别机会。湖北历史题材丰富，只要有好的创作设计，市场前景非常可观

来源：.chinanim/

“荆楚文化”的十大内涵

从荆楚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来看，湖北省目前已是文化大省，只是尚未发展成为文化经济大省。

    炎帝神农文化

    湖北随州、谷城和神农架是炎帝神农的主要活动区域，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文化遗址。在这里，炎帝神农遍尝百草、为民治病、教民耕种，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标志着中华文明从渔猎时代完成了向农耕时代的过渡。

    楚国历史文化

    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楚人“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鸣将惊人”的创新意识，“抚夷属夏”的开放气度和“深固难徙”的爱国情结，以及老子、庄子、屈原、宋玉等一大批名人，深刻影响着后人。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器铸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汪洋恣肆的散文、惊采绝艳的辞赋、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资源。

    秦汉三国文化

秦汉时期的湖北地区也是重要的文化中心，云梦古泽、睡虎地和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汉明妃王昭君、汉光武帝刘秀、文学家王逸等都重要的文化资源。特别是湖北境内是魏、蜀、吴三国激烈争夺的“四战之地”，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的联合与斗争惊心动魄。   

清江巴土文化

    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热情、质朴、勤劳、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优良的民族素质，其婚丧习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等，构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以恩施自治州和长阳、五峰两个自治县为主体的湖北民族地区，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所谓“清江天下秀，长阳歌舞乡”、“八百里清江美如画，三百里画廊在长阳”就是生动写照。

    名山古寺文化

    湖北的名山古寺众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资源。武当山是道教名山，一九九四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武当山古建筑群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经过几百年发展，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武当文化。此外，荆山、大别山、大洪山、齐岳山、九宫山和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来凤仙佛寺、汉阳归元寺、武昌宝通寺以及荆州天星观、武昌长春观等，都有较高知名度和丰富文化内涵。

    地方戏曲文化

    汉剧角色齐全，长于抒情；楚剧语言质朴，乡土气息浓厚；黄梅采茶戏唱腔丰富，感染力强；潜江花鼓戏，雅俗共赏。说唱艺术有湖北大鼓、湖北评书、汉滩小曲、汉川善书等，丰富多彩。

    民间艺术文化

    宜昌夷陵区的民间版画、安陆的民间漫画、丹江口伍家沟村的民间故事、黄梅的桃花和木版年画、阳新的布贴、通山的木雕等，在省内外具有广泛影响，这些地方被中国文化部命名为“全国民间艺术之乡”。

    长江三峡文化

    长江三峡是中国最壮观的峡谷，秀美雄奇的自然风光、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神秘浪漫的神话传说和峡江奇特的风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浓厚峡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构成特色鲜明的三峡文化。

    江城文化

    武汉地处长江、汉水交汇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早在商周时期就是南方连接中原的战略据点。以商代盘龙城为标志，三千五百年的建城史使武汉市积淀了底蕴丰厚的文化。

    现代革命文化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在清王朝的统治腹地打响了第一枪，一举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帝制，湖北的革命党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没。以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为标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汉近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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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化的六大支柱及其精神特质

在祖国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荆楚文化研究中，楚文化研究是重点，因为荆楚文化的源头是楚文化。楚文化

是在荆楚大地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吸取了周边文化之长，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独有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特征。

    在周代各国地域文化中，楚文化是极其重要的一支。楚文化的主要构成可概括为六大支柱：青铜冶铸、丝织刺绣、木竹漆器、美术音乐、老庄哲学及屈骚文学。从目前的考古成果来看，最先进的青铜冶铸出自楚国;最早的铁器在楚国；先秦漆器的数量之大、工艺之精莫过于楚漆器；最富有创造力的丝绸刺绣出自楚国；先秦金币、银币无一不是楚币。哲学有老庄，文学有屈骚，戏剧的鼻祖是楚人优孟，养由基是楚国著名的神箭手，楚国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超凡脱俗，楚乐“八音”是指金、木、土、石、丝、竹、革、匏。楚国的编钟乐舞水平之高，举世公认。在政体创新上，楚人最早在今湖北荆门设立县制，将其列为一级行政区划，改变了贵族分封制度，进而引发了军事、土地、赋税改革。在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楚人都有独特的贡献。总之，在采矿、冶炼、丝绸、漆器等方面，楚人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果，而老庄哲学、屈骚宋赋也成为显学。

    楚文化除了以上六大支柱外，还有以下四种非常明显的精神特质。

    一是荜路蓝缕即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探寻楚人先辈艰苦创业的历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夏商更替之际，战火连年，楚人先祖辗转迁徙到了荆楚地区。到西周末年，楚人还是一个弱小的部落。熊绎成为部落首领后，率部族居江上楚蛮之地，“荜路蓝缕，以启山林”。正是这种荜路蓝缕的精神成为楚国强盛的立国之本，也成为中华民族史上艰苦创业的典范。，

    二是追新逐奇即锐意进取、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楚人精神有很多记载：楚君熊通自行称王，首创县制。楚人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文学创作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以文学而言，庄周的散文奇诡莫测，变化无穷，气势浩荡，意象峥嵘。屈原是楚辞的宗师，后人对屈原作品的评价是“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它道出了楚辞惊世骇俗的奇异之美。楚人大胆革新，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楚文化。

    三是兼收并蓄即融汇南北、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在先秦的诸民族中，楚人的民族偏见最少，主张民族融合，强调兼收并蓄，能够融合其他民族、国家包括来自南洋、西方的文化。在这方面突出的事例不少，楚王没有与周王室的血缘姻亲关系可依，没有辽阔的疆域可恃，只有积极主动地学习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学以致用，以独立强盛为目标，因而楚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务实性。这些特征多基于楚人的善于学习、包容众长的博大胸襟。青铜冶炼正是楚人学习吴越地区人民的技术发展起来的。楚国曾经兵伐鲁国，鲁国为了避免战事，奉送楚国100名刺绣工、100名木工和100名纺织工。楚国接纳了这300名技艺高超的工匠，迅即退兵。这300名工匠传授了先进的技术，对楚国的手工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些事例充分体现了楚人兼收并蓄，学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发展楚国的可贵精神。

    四是崇武爱国即崇尚武装、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楚人有尚武之风，如荆州博物馆有一种叫“连发弩”的文物，李白有一首五言绝句，写到秦始皇，其中有“连弩射海鱼”的诗句。连弩可以连发十箭，可见楚人很早就在研究发明武器了。在丰富的楚文化中，有很多例子反映了楚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如申包胥为了求得秦国发兵救楚，在秦国朝廷中哭了7天7夜，终于感动了秦王；楚将屈瑕战败，感到对不起家乡父老，以死谢罪，开了楚国将帅以身殉职的先河；楚武王、楚文王、楚庄王、楚共王等都身先士卒，亲临战阵之中，体现了非常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更有代表性的是屈原，屈原有这样的诗句：“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屈原是爱国主义诗人，其精神千秋万代为世人景仰，成为民族脊梁的象征。楚被秦灭时，楚人南公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不仅是预言，也是誓言。果然不过十六七年，秦国就在以楚国后裔为主要力量的农民起义中被推翻。楚人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超越了时空，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代代相传。

楚文化博大精深，蕴藏于其中的精髓很多，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与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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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化的基本特征

    楚文化内容广泛，笼统谈其特征是难以揭示楚文化的博大内涵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很多展示的层面，第一层是这种文化高度概括出的精神要义－－我们称之为民族精神；第二层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行为思维方式－我们称之为民族心理；第三层是这种文化的物质产品方面－我们称之为物化文化，包括作为物态形式的哲学、文学作品。楚文化在这三方面都表现了自己的个性，具有鲜明的区域文化特征。

    楚文化在民族精神层面的特征是积极进取、开放事例、革新鼎故和至死不屈。积极进取就是不满足于既得和既知，勇于向未知领域渗透，向未得领域开拓。楚人立国之初，偏僻狭小，但它们不满足于偏安一隅，终于通过“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辛历程而成为泱泱大国。楚人之所以能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其开拓进取的精神。楚人不以处蛮地而自卑，敢于在逐鹿中原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展露自己的锋芒。

    开放融合是一个民族永葆生机的基础。楚人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但从来不固步自封，从来不拒绝外来文化的合理因子。楚国建国后，就民族政策提出了自己的纲领：“抚有蛮夷，……以属华夏”，表现了开放融合的思想，比当时管子“戎狄豺狼，……诸夏亲暱”和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思想都要进步。在发展过程中，楚人兼采夷夏之长，并积极开展文化交流和民族间的相互学习，正是在开放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在融合中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生机。

    革新鼎故是楚民族精神的又一方面。楚人师夷夏之长的目的在于创新，在于形成自己的特色。早在建国初期，楚人就发明了“楚式鬲”，还得扬越和华夏的青铜冶炼技术而兼之，使自己的矿冶水平居于全国领先水平，井创立了介乎夷夏之间的楚制和楚俗。

    在楚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楚人敢于打破陈规，向自认为不合理的事物挑战。熊渠封儿子为王、熊通自称武王均属离经叛道、惊世骇俗之举，别人不敢做，楚人做了；问周鼎大小轻重，各路诸侯想都不敢想，楚庄王不仅想了，而且做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本是楚人的一种性格，最后逐渐上升为以蔑视既存、敢于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精神。

    楚人走过的历程是一个既不服周、也不服秦的历程，是一个生不服、死不屈的历程。楚受周封，理应为周天子服务，起初楚人还勉强应付，立足既稳后，楚人就开始“包茅之不贡”，就敢于使“昭王南征而不服”，到后来还有夺周鼎之意，使得周王室无可奈何。秦国强盛后，楚敢与之争斗，以致于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说，楚国虽然被秦国打败了，但民族魂魄依在，楚人精神不死，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等楚人最终还是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

    楚文化在民族心理层面的特征是崇火尚凤、亲鬼好巫、天人合一、力求浪漫，与中原文化尚土崇龙、敬鬼远神、天人相分、力主现实形成鲜明对照。此外，楚人尚赤、尚东、尚左也与北方文化有所不同，念祖、忠君、爱国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共有之处，但中原文化偏重于礼法，楚文化偏重于情感，而且楚文化在念祖忠君爱国上比中原文化表现得要更为强烈深沉。

    楚人的民族心理深深积淀在楚人心中，表现在楚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楚人的衣食住行、自娱自乐、思维想象等各个方面都是上述民族心理的反映。

楚文化的物质方面主要表现为漆器、木器及青铜器，丝织、刺绣及工艺品，郢都、宫殿及台榭建筑，帛画、壁画及屈骚庄文，编钟、琴弦及轻歌曼舞，祭祀膜拜等民俗。所有这些，都可通过实物让人们感知到，是开展楚文化之旋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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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化的发源地——湖北

湖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文化源长。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神农氏，据史记载诞生于湖北随州市内的烈（厉）山神农洞。在鄂西北郧阳杜家沟龙骨洞发现了早于与“北京猿人”的猿人牙齿化石，又在郧西县神雾岭白龙洞中发现了与“北京猿人”同时期的“郧西猿人”，还在长阳关老山南坡龙洞中发现了“长阳人”化石。从江汉平原到鄂东地区，从鄂西山区到峡江沿线，共发现了400多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其中著名的有京山屈家岭文化遗址。在武汉北郊发掘出商代古城遗址----盘龙城；在江陵北发掘出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都城纪南城遗址。 湖北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世界四大文化名人、楚文化杰出代表屈原出生于秭归县；被誉为“东方第八大奇迹”的编钟出土于随州擂鼓墩；堪称古代世界青铜冶炼技术高峰的铜绿山古矿冶炼遗址和越王勾践剑等分别出土于鄂东及江汉平原；工艺精湛漆绘、木雕和古代丝绸大都出土于荆州江陵；反响强烈的秦代竹简首次在云梦睡虎地出土；古三国的历史遗迹和传说故事在楚地广为分布和流传；具有土家族特色的巴文化也在鄂西南地区延续和发展。这些形成了独特的渊源流长的楚天文化，无疑是发展旅游的特色资源。 秀丽多姿的自然风光，遍布楚天。其景观特征，有山水共色类，奇峰峻岭类，幽洞异窟类，流瀑涌泉类，佳木名卉类，珍禽稀兽类。 湖北人文旅游资源丰富，品位较高。概括起来，有十个方面：古人类遗址，古代文化遗址，宝刹通观，古塔石窟，古城旧址，黄陵古墓，名人故里，古代建筑，摩岩石刻。

中国古代以楚国为代表的南方地区的区域性文化。西周成王封楚子熊绎于丹阳，春秋初楚文王始都于郢，开始在江汉地区发展。至春秋晚期，楚国兼并了申、息、邓等四五十个小国，成为南方最强大的诸侯国。在江汉地区地方经济发展及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融合的基础上，楚文化逐步形成。楚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汉代文化的重要基础及来源之一，曾对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西南、东南地区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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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文化的代表----楚辞

“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作品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

《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的主要作者是屈原。他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不朽作品。《楚辞》中屈、宋作品所涉及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尚以及所使用的艺术手段、浓郁的抒情风格，无不带有鲜明楚文化色彩。这是楚辞的基本特征，它们是与中原文化交相辉映的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楚国有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神话大量保存，诗歌音乐迅速发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所有这些影响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同时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可以说，楚辞的产生是和楚国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

同时，楚辞又是南方楚国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春秋战国以后，一向被称为荆蛮的楚国日益强大。它在问鼎中原、争霸诸侯的过程中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楚国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汇合，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楚辞》这样异彩纷呈的伟大诗篇。

应该说：楚辞，既是楚文化土壤上开出的奇葩，又代表了楚文化的辉煌成就。

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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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文化

楚文化，是我国青铜时代的一种区域文化，青铜文化成为构成楚文化的主体的支柱之一。

    青铜礼器是楚国铜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时的风俗好尚、意识形态、工艺水平、文化进程”均“蕴蓄于其中”。楚国的青铜礼器有鼎、簋、敦、盏、壶等。

    鼎居青铜礼器之首。周代任何一种区域文化的铜礼器的风格，都较为生动地体现在鼎上的风貌特征上。楚国的鼎与其他各个区域文化的鼎相比，有成熟的富于个性的形态特征，称为“楚式鼎”。在楚式鼎的造型系列中，两种具有代表性的鼎是升鼎和于鼎。这两种鼎从春秋中晚期开始到战国晚期在楚国一直都很流行。

    升鼎因这种鼎上铭文“[升鼎]”而得名，其特征是束腰和平底。最有代表性的是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的王子午升鼎。这种风格的鼎为楚国所独有，一般在高级贵族墓葬中发现，为楚国贵族身份的标志。楚式升鼎束腰收腹，对鼎这一产生于原始社会的三足炊煮器，历经夏、商、周三代沿袭数千年之久的传统器形的一项最大胆的突破。这一造型样式上的翻新，一改传统鼎呆板、死气沉沉的风貌，而给人一种灵巧、生动的视觉效果。鼎的造型的这一变化与楚人审美意识有着切的关系。“楚王好细腰，国中多饿人”，人体审美中对细腰的喜爱，反映到青铜礼器的铸造上就是束腰升鼎的产生。

    商朝以来传统鼎的形制中，只有方鼎为平底，如商代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圆鼎的器身一般采用与缶、罐、盂等器相类似的圈底。而圆形的升鼎却空前地在以优美柔和的圆弧线为主构成的器形中，引人了方硬而富有力度的水平横线。腹底由圆而变平，方折的口沿、底沿和耳沿，与外撇耳、蹄形足和内收的鼎腹等部位的圆弧线形成对比，刚柔相济，使得鼎的造型赋于节奏和韵律。

    在以礼乐文化为主体文化的社会中，礼器与乐器同是为礼乐文化服务的。楚国青铜乐器最具代表性的是钟。青铜钟分为甬钟、钮钟、鎛钟三种，按一定的先后次序组合起来，称为编钟。

由于战争的需要，青铜被大量作来制造武器。楚国出土最多的青铜后期器有剑、戈、戟、矛等。剑在各类青铜兵器中数量最大，据不完全统计，在已发掘的3000余座楚墓中共出600多把剑。

    战国时代，随着铁器的长足发展以及社会的大变革，青铜礼乐器逐渐衰落，青铜的运用开始由礼乐文化转向世俗生活。楚人开始大量使用青铜制造日常生活用品。楚人制造的最成功的铜器日常生活用品当数铜镜和带钩。

    楚国铜镜独具特色，称为楚镜或楚式镜。楚镜以其类型和数量众多而远胜于其它地区。据统计，出土楚镜总数已达1000面左右，其数量远胜于现以在中原地区出土的铜镜。湖南长沙是当时楚国的制镜的中心，其次则是安徽寿县和湖北江陵。楚式镜据其形态可分为方、圆两种，以圆镜为多。按镜背的装饰，可分为多种类型，主要有：素镜、纯地纹镜、花叶镜、山字镜、菱纹镜、蟠螭纹镜、连弧纹镜、透雕镜、彩绘饶。其中山字镜、菱纹镜、透雕镜、彩绘镜最富代表性。

    山字镜和菱纹镜是楚国最流行的镜类。山字镜因镜背以“山”字为主体图案用纹饰而得名。根据“山”字出现的数量，分为三山镜、四山镜、五山镜、六山镜。而以四山镜为最多。山字镜以湖南地区出土最多，占楚墓所出铜镜80%左右。山字镜在中原也偶尔有发现，在河北易县甚至更远至朝鲜和前苏联境内阿尔泰山与巴泽雷克等地也有发现，可见楚铜镜流传之广。

    透雕镜又称夹层透纹镜，由镜面和镜背两块铜片合贯而成。镜背的透雕图案，以蟠螭纹为主。江陵张家山201楚墓所出蟠螭纹透雕镜，构图匀称，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彩绘镜是在素镜背上用彩漆描绘纹样，目前主要在楚墓中出现，如信阳长台关、湖北江陵望山楚墓都有彩绘青铜镜出土。

带钩即束腰革带上的钩扣。在楚国贵族那里，带钩不仅仅是服装的附件，而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带钩的选用的材质、制作精细程度以及大小都是成为判断带钩价值的标准。楚人的带钩通常是用青铜铸成，名贵的则是用黄金打就或玉石雕刻而成的。江陵望山1号墓中出土了一件带钩，弧长46．2厘米，宽6.5厘米，如此之大的带钩，在现已出土的先秦诸国的带钩中可算是绝无仅有的。湖北宜城楚皇城出土了错金嵌玉铜带钩，造型奇特，呈变体鳖形，并嵌有薄玉片，制作极为精致。                     来源:.hb.xinhuanet

荆楚简帛与荆楚文化

荆楚简帛的研究已形成国际性学术热潮，这除了楚简不断有新的发现之外，更重要的是荆楚简帛内涵丰厚，吸引力强。我国简帛的出土主要集中在荆楚和西北两大地域，在荆楚和西北两大地域中又以荆楚居多。  

荆楚简帛大都出于墓葬和古井，书籍、文书各具特色，种类甚多，内容丰富。荦荦大者，有如下数端。

    道家思想是荆楚文化的一大特色。荆楚简帛所出《老子》就有郭店楚简本和马王堆帛书本。竹简《老子》属于选本，抄写于战国中期，是所见最早的本子，与今传本相比，没有关于“道”的理论，以及“小国寡民”理想社会的阐述，没有“绝仁弃义”、“绝圣弃智”等与儒家主要学说相抵牾的内容，偏重于实用，当为楚国官方的一种传习读本。

儒学一直是荆楚文化重要的内涵。春秋时楚人就有传习《诗》、《书》、《礼》、《乐》的传统，楚庄王的臣下申叔时就是著名的儒学家。在讨论楚太子教育问题时，他提出了善、德、忠、信、节、义、礼、孝、仁、文、武、罚、赏（《国语·楚语》），其核心内容是“耸善而抑恶”，追求“心”之“善”，开后世思孟学派心性学和“性情”论的先河，成为荆楚传习儒家学说的一大特色。  

荆楚是一个擅长诗赋的地域。早在春秋时代，楚国就提倡诗教，贵族士大夫多擅长四言诗，常以《诗》中章句作为外交和人际交际的一种表情达意的方式。战国时代楚辞在荆楚崛起，出现了以屈原、宋玉为首的作家群体，创造了灿烂的楚辞楚赋作品，对荆楚文化以至整个中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战国汉初的荆楚简帛中，有关天文、历法、占卜的数术书籍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20世纪40年代初在长沙出土的战国时代的楚帛书，讲一年十二个月的宜忌，属于“月讳”一类的历忌数术书，其所配的图，应是所见楚国最早的一种“式”（数术家用以占验时日的一种工具）或“图式”。江陵九店战国楚简《日书》，是目前发现的最早选择时日吉凶的数术书。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也分甲乙两种，内容更为丰富。马王堆帛书的数术书超过半数，《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主要以星象云气占行师用兵，与天文关系最为密切。其中30幅彗星图是世界天文学史上最早对彗星所作的精确观测和准确描绘。两种《阴阳五行》和三种《刑德》更是令人关注的数术书。

    江陵周家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均发现有历谱。前者为秦始皇三十四、三十六、三十七年及秦二世元年的历谱；后者为汉高祖五年至吕后二年间历谱。这些历谱或存全年日干支，或存各月朔日干支，是研究秦汉时期历法演变过程的珍贵资料。湘西龙山里耶（J1）秦简中的木牍乘法口诀表，是讫今我国最早的乘法口诀表、算术史上的珍贵实物。张家山汉简《算数书》是早于《九章算术》的一部数学著作，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数学发展水平，书中保留了一些不见于《九章算术》的数学史资料，弥足珍贵，在数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湘西张家界市（原大庸市）古人堤遗址也出土了东汉简牍乘法表。

    在简帛中，法律文书是一项大宗内容。包山楚简涉及法律文书，分有篇题和无篇题两种，《集著》、《集著言》、《受期》、《疋狱》四篇是有篇题的。无篇题的一类是诉讼记录和摘要；另一类是各地汇总上报案件的简要记录。包山楚简的法律文书，属于战国中期楚国司法活动的档案资料，是研究楚国法律的宝贵资料。云梦睡虎地秦简以发现秦律而著称于世。《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等六篇，涉及到刑法、诉讼法、民法、军法、行政法、经济法诸方面，在中国法制史乃至世界法制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云梦龙岗秦简，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之后又一次秦朝法律文书的重要发现。江陵王家台秦简《效律》的内容与云梦睡虎地秦简大致相同。张家山汉简也以发现汉律而闻名。其中《二年律令》是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颁布的法令，涉及律名多达20余种，部分律名与云梦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相同，包含了汉律主体《盗律》、《贼律》的内容。

    总之，荆楚简帛本身就是荆楚文化的一道靓丽景观。我国自20世纪初以来，出土简牍总计34万余枚，而荆楚一地的简牍就占半数以上，多达18万余枚，两次帛书大发现也均出自荆楚。战国楚简帛、秦简、西汉前期简帛、三国吴简以及西晋简牍，这五个时段的简帛，均以其独特的丰富内涵，不断地形成诸多国际性学术热点，促进了我国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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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国的绘画与雕刻

作为灿烂的楚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楚国的绘画和雕刻是非常精彩的。从楚国的漆器和丝织品可以看到，楚人喜爱繁丽的装饰，不论是服饰、生活用品、交通工具，还是乐器、武器，多饰以花纹、图案，并加上浓浓的色彩。如果说，这些花纹、图案多属于工艺美术的话，那么，楚国的壁画、漆画、帛画等，就是完全意义上的绘画艺术作品。

如出土的楚国帛画和漆画有：《人物龙凤帛画》，1949年2月在长沙楚墓中出土的一幅帛画，长31厘米，宽25.5厘米；《人物驭龙帛画》，1973年5月在长沙楚墓中出土的，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1987年，在楚国都城遗址附近出土了一幅彩漆画，此画是以人物车马为主体的写实性组画，称作《迎宾出行图》或《金秋郊游图》，是一幅记录当时民间生活，反映社会风俗的艺术珍品。这幅画在绘画技艺的各个方面都显示了很高的水平。

楚国的雕刻多为木雕配以漆绘。

《虎座立凤》是在湖北江陵的楚墓出土的一具彩漆木雕；《虎座凤架鼓》在江陵十多座楚墓中都有出土，是典型的楚式乐鼓。

从楚国绘画和雕刻的内容看，凤凰是其最主要的表现对象。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楚人先民以凤为图腾，将凤视为真善美的神鸟。他们尊凤、爱凤，于是通过艺术创造来极力美化、歌颂凤。这样我们就在楚国的绘画、雕刻是看到了大量姿态各异、精彩绝艳的凤凰了，而龙和虎等威猛的形象则多于陪衬或被征服的地位。

经过漫长的岁月，当楚文化融为中华文化的整体后，龙和凤就成了中华民族共有的吉祥的象征。

来源:《荆楚文化》

 

 丝织与刺绣

考古发现的楚国丝织品至今已的几十起之多，主要集中在湖南长沙、河南信阳、湖 北江陵等地。综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楚国丝织品和主要种类有：纱、彀、罗、绢、纨、缟、绨、组、缣、绮、绵、绦等，品种十分齐全，几乎包括了先秦丝织品的全部品种。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是一座小型的贵族墓，共出土各类衣物35件，其中有刺绣的衣物有21件。这些衣物由8个品种的丝织物制成，另在四件竹笥中装有12个品种的452片丝织物碎片。这座楚墓出土的丝织品品种之多，工艺之精，保存之好都是前所未有的。江陵马山一号墓因此被称为“丝绸宝库”丝织品的大量随葬说明丝织品已成为贵族炫耀财富的象征。

    丝织物的结构和织作方法，是衡量纺织技术水平的综合标志。楚国丝织品质地轻薄。长沙左家塘44号楚墓出士的一块浅棕色络纱手帕，其轻薄程度相当于现代的真丝乔其纱。这说明当时楚国在纺织生产上已经具有精湛的技巧。楚国丝织品经纬密度大。江陵马山一号墓出士的衣物中，绢的用量最多，计55件。其中枕套的绢面经纬密度最大，为每平方厘米164ｘ66根，超过了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绢的经纬度，可与当今降落伞相媲美。

    最能反映当时丝织技术水平的织物是锦。锦是一种经线提花织物。在古代要具有高级身份的人才能服用锦衣、锦衾和锦帽。锦的提花技术也是相当复杂的。组造时，按设计的图案用提花技术控制经线的沉浮，织出花纹，花纹越大，技术也越复杂。楚墓大量出土彩锦，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锦最多，不同花纹的就有十余种，充分说明当时已有了先进的提花织机和熟练的织造技术。

楚国丝织品的色彩，以红色、棕色为主，这与楚人崇火尚的风俗相一致。从色谱上进行分析，有黄、红、紫、蓝、绿、褐、黑等色，可见其色谱已经相当完整。仅江陵马山１号墓出土的丝织品的色彩，就有深红、朱红、桔红、红棕、深棕、棕、金黄、土黄、灰黄、绿黄、钴蓝、紫红、灰白、深揭、黑等数十不同色彩的色号。楚国的染色工艺的石染和草染两种。   

    编织纹饰是以丝织工艺中的提花技术的发展为基础的。由于受到施纹技术的限制，编织纹饰的题材和造型也受到局限，主要以几何纹为主，人物和动物题材只占少量。                                    来源:《荆楚文化》

  附录:

荆州市图书馆楚文化文献目录索引

《荆楚研究杂记》D/K296·33/2546                    朱翰昆著

《荆州三国传说》D/I277·3/2230                     熊永著

《荆楚文化》    K296·3/4034                       皮远长著

《楚都纪南城复原研究》D/K878/0722                  郭德维著

《荆州记九种 襄阳四略》D/K296·3/3140              吴庆焘著

《楚国先贤传校注》《楚师儒传点校》D/K296·3/3140    张辅原著

《楚辞注释》D/K296·3/3140                         马茂元著

《楚北水利堤防纪要》《荆楚修疏指要》D/K/296·3/3140 俞昌烈等著

《荆楚岁时记译注》《襄阳耄旧记校注》D/K296·3/3140  梁宗懔等著

《楚国史编年辑注》 D/K296·3/3140                  郑昌琳著

《楚艺术史》K225·07/1216                          皮道坚著

《楚系墓葬研究》K225·07/1216                     郭德维著

《楚国的货币》K225·07/1216                        赵德馨著

《楚国的城市与建筑》K225·07/1216                  高介华等著

《楚国哲学史》K/225·07/1216                       涂又光著

《楚史》K225·07/1216                              张正明著

《楚国风俗志》K225·07/1216                        宋公文著

《楚国经济史》K225·07/1216                        刘玉堂著

《楚辞文化背景研究》K225·07/1216                  赵辉著

《楚文化的东渐》K225·07/1216                      刘和惠著

《楚文化的南渐》K225·07/1216                      高至喜著

《楚国的矿冶髹漆和玻璃制造》K225·07/1216          后德俊著

《楚文学史》K225·07/1216                          蔡靖泉著

《楚系简帛文字编》K225·07/1216                    滕壬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