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文化服务领域，这馆那馆的颇多，如：图书馆、文化馆、展览馆、群艺馆、科技馆、天文馆、博物馆、档案馆……随着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其中，图书馆的职能定位在悄然变化着，大大拓宽——其他馆却大多原地踏步。很明显，“图书馆”前的“图书”二字定语已大为“名不副实”。就像饭店已经远不是纯粹吃饭的场所一样，提供文献借阅服务也仅成为图书馆的职能之一——“图书馆”一词也不知该怎么改才最恰当。而与之相关的更值得玩味的现象是，图书馆职能定位的拓宽，正对文化馆造成明显的“侵蚀”。不得不说，文化馆这个文化机构在图书馆事业如火如荼的背景下渐渐变得可有可无，甚至大有被图书馆“兼并”的必要，此说并非夸张。
    近几年来，图书馆新馆建设流行“N馆合一”的模式，有的是把几类馆合建在一个文化场地内，有的干脆合建在一栋楼内。其实若换个角度看问题，这些“N馆合一”建设模式只是物理模式，不是化学模式。若考虑化学合并，把图书馆与文化馆“两馆合一”并不是没有可行性（当然是在理论上）。两馆一旦化学合成后，是该叫“图书馆”“文化馆”还是别的什么暂且不提，但可以肯定的是，合成后必然以原图书馆为主导。
    以上推断并非“危言耸听”，因为在现实中，图书馆与文化馆因职能严重交叉的问题正零星上演着“摩擦”。这有个现成的例子：杭州图书馆。事件的起因还需要从头讲起。
    据《文汇报》不久前的一篇报道，题目是“从图书馆到‘第三文化空间’”。文章提到，杭州图书馆正主动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从图书馆到“第三文化空间”。记者在采访时看到，在杭州图书馆3楼的一间研究室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拿着麦克风在100英寸的大屏幕前唱歌。周围不少老人或坐或站，有的拿着照相机捕捉画面，有的举着摄像机全程录影……一问，原来这是一群退休老人自发组织的沙龙活动，主题并不是唱歌，而是学习摄像技术。这类场景怎么会出现在图书馆里呢？杭州图书馆馆长褚树青说，几乎每天都有市民自己组织的活动在这里举办，这类活动已占到杭图全部文化活动的60%。
    褚树青认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不再满足于被动地享受文化成果、消费文化产品，也想参与表演、创作，或者做文化活动的策划、组织者，以实现自我、展现自我。为呼应这样的变化，杭州图书馆开始从单一的图书借阅向多元化服务转变：在图书推荐，举办讲座、展览、音乐欣赏、影视播放之外，还组建艺术团队，组织公益演出，进而帮助读者自办活动。而这些，正符合美国社会学家雷·奥登伯格在《绝好的地方》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新概念：“第三空间”。“第三空间”的意思是，除家庭居所空间、工作单位空间以外的公共活动空间。“要让图书馆成为市民除家庭、单位以外最想去的地方。”
    好戏还在后头，杭州图书馆打造“第三空间”，所拓展出的职能空间与文化馆有明显的区别吗？不易区分。据悉，禇树青在接受《文汇报》采访前，提到曾参加过一个文化论坛。意外的是，他在论坛现场被一些文化馆的馆长“围攻”。那些馆长们质疑：你提出“第三文化空间”，几乎把所有与文化相关的东西，读的、看的、演的、玩的都囊括进了图书馆，那文化馆还有空间吗？褚树青“回击”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公共图书馆宣言》提出，图书馆要向人们提供接触各种表演艺术、进行文化展示的机会，杭图做的并未“越界”……
    褚树青说的没有错，依《公共图书馆宣言》的规定，杭州图书馆实未“越界”。但《公共图书馆宣言》针对的是国际普遍情况，而在国外有文化馆这类机构普遍存在吗？不调查也可知。因此，国情的不同，使杭州图书馆是否越界的判语不好轻易下。起码在国内，图书馆拓展服务职能的后果，是在一步步“侵蚀”文化馆的空间。
    而理性对比一下会发现，当下国内图书馆与文化馆在一些服务职能上确实已不好区分。文化馆举办展览、讲座、培训、电影放映，图书馆也搞；文化馆举办广场文化活动，图书馆也擅长；文化馆有“非遗”保护之责，图书馆也不遑多让。就拿文化馆最“拿手”的组织群众文化艺术演出而言，图书馆想搞也不难。因为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图书馆在群众中的人气明显高于文化馆。就像上述例子中，退休老人们之所以在杭州图书馆大搞“摄像技术学习沙龙”，是因为“以前我们搞活动，找场地是大难题，往往费尽了心思，最后还是只能花钱去茶馆。”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在服务职能拓宽的同时，新馆纷纷拔地而起，馆舍空间不断扩大。虽然文化馆新馆建设也在遍地开花，但显然不足以满足广大群众的文艺需求。从直观上看，群众的文艺需求要大于阅读需求。
    在此希望，图书馆与文化馆的零星“摩擦”不要燎原，然而从图书馆职能拓展的趋势看，“摩擦”的扩大化看来是不可避免了。在不久的将来，两馆确有发生化学合成反应之必要。值得一提的是，在此过程中文化馆是“被动”的，因为它的职能难以向图书馆的固有职能领域拓展，显得有些“不公平”。

摘自：.nl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