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门东山书院声名远播，与大多数古代书院不太一样。因为古代书院的名气，多因有名人在此讲学，如应天书院与范仲淹，岳麓书院与张栻，白鹿洞书院与朱熹等。东山书院则因在此读书的“二孙”和“二朱”兄弟而名扬天下，孙何、孙仅兄弟先后高中状元，成为宋代名臣；朱震、朱巽兄弟皆为宋代理学大家。试想，一座书院能培养出多位学霸，想不出名都难！
        但是东山书院与其他书院不太一样，就是面临着一个“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伪命题：到底是先建有东山书院，后有“二孙”和“二朱”入读；还是因为“二孙”和“二朱”扬名后，再建有东山书院？民间公认的看法是：由“二孙”的父亲、太平兴国七年（982）知荆门军孙镛创建东山书院，最初只是作为私人读书处。换句话说，东山书院创建于北宋初期，历史已然有1000多年。
        那么，东山书院真的创建于北宋吗？据笔者查阅，最早明确记载东山书院建于宋代，是成书于万历四年（1576）的《湖北总志》。万历《湖广总志》卷三十四《学校·荆门州儒学》载云：“〔东山书院〕宋建，孙何、孙仅、朱震、朱巽读书处。”“宋建”二字虽然明确了朝代，但到底是北宋还是南宋，无法断定。可以断定的是，东山书院建于“二孙”“二朱”读书处，具体方位则不详。当时，东山书院中甚至建有“二孙祠”。万历三十年（1602）承天府知府孙文龙编修的《承天府志》卷五《典祀》载云：“孙何、孙仅祠，在东山书院中。”相比较而言，比《湖北总志》早100余年的《大明一统志》记载要更客观公正。成书于明朝天顺五年（1461）的《大明一统志·荆州府·书院》载云：“〔东山书院〕在荆门州东。宋知军孙镛二子何、仅读书于此，后皆为状元，学者称‘二孙先生’，为立东山书院祠之。”记载文字只说后人为了纪念“二孙先生”，建东山书院以祠之。至于建于何时，避而不谈。
        究其实，东山书院在宋代是以“二孙读书堂”的面目出现。据成书于南宋嘉定、宝庆间（1208—1227）王象之编纂的《舆地纪胜·荆湖北路·荆门军·古迹》记载：“〔二孙读书堂〕在长林县东二里东泉。国初，孙仅、孙何读书山间，后相继魁多士，故王逸《送舒殿丞出守》诗云：‘他年馆阁同游处，荣路芳踪继二孙。’宣政之前，朱汉上与其弟巽亦读书于此。”也就是说，“二孙”应该是在山间筑草堂读书，而非就读于书院。记载文字中所言舒殿丞即是舒雄，南唐状元、西昆体诗人舒雅之弟，端拱二年（989）进士榜眼。他于咸平四年（1001），以五品寄禄官殿中丞调任荆门军知军。当年舒雄出守荆门，赵安仁、葛立方、李维、黄夷简、王逸等人皆以诗相赠，其中也包括孙仅。孙仅诗云：“江路北来通汉水，土风南去接荆蛮。”令人惋惜的是，孙仅只留下此两残句，不知道当年送舒雄出任荆门父母官，是否会勾起他对在家乡东山苦读的追忆呢？
        明代典籍里记载的东山书院，与象山书院一样，最后皆难逃毁失的命运。到了清朝，东山书院只剩下旧址，“读书堂”得以重现东山山下。古今类书之集大成者——《古今图书集成》成书于康熙四十年（1701），该书《方舆汇编·职方典·安陆府部汇考·荆门州》记载：“（东山）今名东堡山，又名文峰，山麓有二孙状元书院旧址，宋孙何、孙仅相继擢大魁。”“〔读书堂〕在州东山下。宋孙何与弟仅读书之所，后相继擢大魁。政和间，朱震与弟巽亦读书于此。”成书于雍正十一年（1744）的《湖广通志·古迹志·荆门州》原文照录。再后来，乾隆十九年（1754），荆门知州舒成龙“暮春之初，既修讲经台，遂亟构读书台于东堡之中峰，刊碑以祀。”可叹的是，当年的台与碑如今早已归为尘土，了无痕迹。
        其实，读书台并非舒成龙首创，而且改变了旧址。早在明代，读书台已然存在。万历三十年（1602）《承天府志》卷十九《古迹》载云：“读书台在东山下，宋孙何与弟仅读书之所，相继擢大魁。政和间，朱震与弟巽亦读书于此。”对比明清典籍，不难发现清代的读书堂即是建在明代的读书台上。今人将读书台建于东山山上，似有意还原舒公所迁之址，却失却了其最初的象征之意。一度动议重建的东山书院，至今不了了之。倒是东山下的读书台广场，能让市民在歌舞、休闲之余，不经意间加深对历史长河中读书台的再认识。
         唐代诗人孟浩然有诗云：“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从读书堂到东山书院再到读书台，古迹虽建了毁、毁了建，但毁不掉的是长存荆门人心中那生生不息的文脉与记忆！
        （作者系市社科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