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是继《诗经》之后出现的一种新诗歌体裁，后人往往将楚辞中的代表性作品《离骚》与《诗经》中的国风并称，将文人也称为“风人”“骚人”“骚客”。
楚辞被编纂成集，是出自于汉代的学者刘向，但作为一种南方的民歌，很早就产生了。如涂山氏之女等候大禹，作“候人兮猗！”（《吕氏春秋·音初》）《诗经》中的《周南》《召南》是江汉流域的歌曲，也有不少作品或用“思”字，或用“兮”字，如《周南》中的《汉广》，《召南》中的《摽有梅》等，和楚辞的句式很接近。
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歌曲不断发展，内容也逐渐丰富。如越地的“越人歌”（《说苑·善说》）、徐地的“延陵季子歌”（《新序·节士》）、吴地的“庚癸乞粮谣”（《左传·哀公十三年》）、楚地的“沧浪歌”（《孟子·离娄》）和“楚狂接舆歌”（《论语·微子》）等。这些歌曲句法参差错落，托体“兮”“猗”，楚辞形式特点明显。
最能体现南方民歌向楚辞演变的代表性作品是“九歌”，是屈原在原民间祭歌基础上修饰、加工而成的祭祀歌曲。宋代学者黄伯思在《翼骚序》中说：“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直斋书录解题》所引）”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唐代诗人贺知章的这首诗，描写自己少小离家，垂老还乡，人与事早已变化，唯有乡音如旧的情景。乡音应是方言，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
人们早就观察到方言的存在。《礼记·王制》说：“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东汉王充说：“经传之文，圣贤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论衡·自纪》）分别从地域空间（共时）与古今历史（历时）的维度看出了方言的特点。
西汉扬雄所著《方言》是我国第一部记录方言的书。方言可分为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两大类。地域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一般来说，一种地域方言集中分布在同一个地区，当然也有移民将一地方言带到他处的，如西晋永嘉之乱后北方移民的方言取代了江南宁、镇地区原有的吴方言，现当代流布海外的粤语和闽南话等。社会方言是语言的社会变体，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因职业、阶层、年龄、性别、场合等的不同，在口音、措词、言谈上也会有差别。
荆门方言是一种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方言。它属于汉语北方方言西南区方言，通过京汉古道和襄荆古道传入荆门地区。荆门方言在声母、韵母和声调上与普通话基本一致，但也有其独特之处。例如，荆门方言中的轻声调“短而不轻”，这与普通话中的轻声调出现规律相同。此外，荆门方言还有一种特殊的发音现象——弹舌音，这种音只在弱读的后缀“-子”中出现。同时也应注意到，荆门是古荆楚的中心地带，其方言中具有代表性的语气词“哒、沙、些、啵、子”等，都是源于楚辞的语气词。
吟诵是一种依据文字的声调行腔使调的读书法，是介于诵读与唱歌之间的汉文古典作品口头表现艺术形式。“吟诵”二字在文献中的连缀出现于中古时期。如《晋书·儒林传·徐苗》：“苗少家贫，昼执锄耒，夜则吟诵。”《隋书·薛道衡传》：“江东雅好篇什，陈主尤爱雕虫，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
但吟诵这一活动的出现却要早得多，它源于我国诗乐一体的传统，如《尚书·尧典》就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毛诗序》也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吟诵声腔的形成与东晋南朝以来的佛经转读及音韵学的发展有关。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
吟诵在近代的兴盛，主要得力于有清一代桐城派古文家的倡导。前有刘大櫆《论文偶记》，“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此后姚鼐、曾国藩、方东树、梅曾亮、张裕钊诸人皆有论述，总结出“因声求气”的文章理论。唐文治先生在曾国藩《古文四象》的基础上将古文读法分为五种：急读、缓读、极急读、极缓读、平读。他认为文章之妙在“神、气、情”三字，将吟文总结成十六字诀：“气生于情，情宣于气，气合于神，神传于情。”可谓集吟文之大成。
（作者单位：荆楚理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