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山狩猎文化主题乐园位于太子山青木河旁。在汉江中游众多支系河流中青木河独辟蹊径，从太子山西南一路蜿蜒向北与青木垱融汇，再拐而向东奔赴天门河。亿万年来这片土地从蛮荒到文明起源，从沉寂再到人声鼎沸，都因为1954年修建石龙水库时发现的几块陶片，拨开了历史云雾清晰呈现在世人眼前。
屈家岭先人与所有的原始人类一样，在文字没有出现之前，都是没有姓氏的。先人以种族为群，“冬则居营窟（山洞），夏则居橧巢”，在采集与渔捞的生活中不知经历了多少万年，但至少在公元前大约10000多年前，屈家岭先人们这种生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经过考古发现，在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已经发现的旧时代石器有石斧、石球、石锛、石凿等。这些石器的发现，说明屈家岭先人的生活在会打制并使用石器时（旧石器时代），已经从采集为主开始转向了狩猎为主。
让我们再将眼光回溯至万年之前。屈家岭的先人在一次偶然用石块还击追逐的野兽时，没有击中野兽的石块却砸上了另一坚硬的石块，燧石迸裂石屑飞溅，碎石居然伤到了野兽，野兽负痛而逃。先人们发现有棱角的石块更有杀伤力，于是故意取燧石加以强烈碰击得到扁平的三角形或其他形状有棱角的碎石作为攻击野兽的武器。再后来，又慢慢对一次成型的碎石片将其一面或者尖端加以打制，使其成为石质的刮削器或尖状器，以便能更顺利地杀伤野兽。有了这些锋利的石器，先人从被野兽追逐的对象逐步转换成追击野兽的对象。
云梦泽一带半水半丘陵的地貌，很适合鹿的生存。因为鹿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屈家岭的先人们似乎特别喜欢捕猎鹿这种兽。在屈家岭发掘的动物骨角器物中，就有很多是用鹿角制作的。
石器制作技术的进步，催生了骨角器物的出现。当时，先人并不是很容易就能捕获野兽，男人辛苦的捕猎活动并不一定能足以果腹，而是依靠女人的采集来补充生存所需。所以捕获而来的野兽在食用之后，野兽大多数的遗骨先人并不会随意丢弃。要么制作成装饰品自己戴挂作为炫耀雄壮实力的象征，或者送给女人作为采集分享的感激；要么制成器物供生活享用（比如用犀腿骨刻成凹形的“碟子”），或者制成武器用来更容易狩猎（比如用兽骨做成的箭镞）。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在石器骨器大量出现后，屈家岭先人不再是拘束于青木河两岸的采集者或者渔捞者，而是变为英雄的猎人。他们拿着鹿角制成的匕首，或是有柄的投枪，到处开展“烧山林，破增薮（长草的湖），焚沛泽”的大规模狩猎活动。在雄壮的胜利呼号中，大批野兽被抬进洞穴（火的出现让屈家岭先人早已不再结巢树居了）。同时，用火烤制肉类食物，先人从烧焦的泥土上得到启发，开试尝试烧制用于盛装山珍野味的早期雏形陶器。
在考古界，屈家岭文化最闻名于世是古人类先进农耕文化。但在屈家岭农耕文化诞生之前这里也肯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狩猎时期，狩猎文化作为农耕文化的前身，是人类文明史中的共有演进历程。但在采集与狩猎的早期，屈家岭先人族群中，是不存在分业分工的。男子和女子，老年和壮年，他们的活动都没有一点分别。除了婴儿由母亲背负，所有具有劳动能力的男女都要参加劳动。在人类早期没有一个人依赖别人的劳动而生活，哪怕是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或者老年人，只能被族群所遗弃。
但这种现象随着狩猎活动向更高文明的发展而发生了改变。因为用于狩猎的石器也好，骨器也好，已经越来越复杂，对于工具打制和修理，需要相当的经验。而具有这种经验的，往往是那些经过长期劳动的老年人。因此，当壮年的男子从事狩猎，壮年女子从事采集的时候，老年男子和女子，则留守洞穴，从事于劳动工具制作和修理。以前常被族群所遗弃的老年人，也被留下来参与生产过程之中。
劳动的进一步分工，也改变了屈家岭先人“饥则求食，饱则弃余”原始生活习性。为了养活生产过程中的老年人，他们必须带回狩猎多余的肉食和野果。即便是那样，最初也是“生而不辱，予而不夺”“施者不德，受者不让”的原始公共制。但岁月更迭、季节变换、族群扩大，族群内不同的人尊卑地位渐渐有了变化。劳动成果越丰厚，其在族群内的地位越受尊敬。
族群不同人的地位分化，除直接产生了亲疏等级、血缘亲族等现象，还让屈家岭先人学会了食物囤积、吃不完的活猎物驯养等最初级私有制现象。在屈家岭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大量的狗、猪以及驯鹿的骨骸，而且这些骸骨都是发现于古遗址房屋地基之中或者是墓主陪葬中。狗作为狩猎的重要辅助伙伴，出现在遗址文化中不难理解。但猪和驯鹿作为陪葬，应该是作为墓主人财富的一种象征，印证在屈家岭狩猎文化进程中，将捕获多余的野兽作为家畜驯养也经历了漫长岁月。
如今，屈家岭文化作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发现之一，被看作是中国农耕文化发祥地之一，而且屈家岭遗址考古公园升格为国家4A级景区，吸引了越来越多文化研究者的目光。但站在整个屈家岭文化研究与延续的高度，狩猎文化不可或缺。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屈家岭引进并打造了太子山狩猎文化主题乐园，让呦呦鹿鸣重新唤醒从历史中走来的青木河，让呦呦鹿鸣成为屈家岭狩猎文明新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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