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出自城市的本性
 
 

    我们常说，世界文明史是一部战争史，国家的建立与灭亡，国家的分裂与统一，都是通过战争和杀戮完成的。文明的冲突必定带来流血事件，同时冲突带来的变革与进步必定成为人类历史上的阵痛期。当文明与社会融合，历史也为文明所改变。政治、宗教、文艺在不断的融合和毁灭中，显示出社会的动荡，又将文明重新提升高度。

    当我们避开战争，去看待世界史时，会发现世界史实际上是文明的传播史，历史延伸到现在，文明彼此互相交叉，陌生人通过不同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世界成为共同体。在丹尼斯·舍曼等西方学者所著的《世界文明史（上、下）》中，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人类文明以城市为基础，它抛弃了原始的合作及生活共同体，成为了个体，早期的文明往往受指令支配，无论是西南亚、东北非地区、印度、中国、希腊文明，其共同特征是文明在物质交换的同时得到扩散，文明因交往而诞生，因运输而延展。

    文明出自城市的本性，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感觉到城市让人感受到的冷漠。城市是政治和经济强化的地方，处在其中的血缘和家庭难免受到影响和牵制，从而变得不再稳固。可以说，基本道德、习俗、观念被破坏，于是需要政治统治和法律强化。谁来主宰或主张呢？那么由随之产生的文明来判断，能书写文明的人必定占据上风，而这主要是由宗教把持。即使在中国，也能看到文明的把控者利用宗教来加强统治，固定自己的特权地位，享有文明带来的财富。在《世界文明史》的叙述中，城邦的统治者开创文字和书写方式，构筑属于时代的经济、政治和宗教以及哲学体系。

    但实际上，世界和社会不会因为统治者的文明教化变得平和，历史永远不会是一个人的旨意，也不会是一个政府、宗教、派别能够让历史消亡。但往往一个种族的历史终止，是通过种族之间文明的冲突开始的，而这冲突不仅体现在信仰所代表的思想观念上，更多体现在文明的传播方式、文明的实质内容，以及产生文明的生产方式和维护文明的组织形式上。文明在不断扩大的途中必然与其他文明碰撞，或许有共识，但更多的是冲突后方会交融。书中写到希腊文明，便有这样一句话：“通过政府干预获取物质利益的做法，同另一种更具活力的做法——让个人拥有更多自由，可以相互服务——之间的矛盾。”

    往往在冷兵器时代的文明和城市，都脆弱不堪，通常是由低文明的蛮族征服城市，取而代之并不断吸收，东罗马的灭亡、中国朝代更替、埃及文明等。有文明差异的地方就会有冲突，那么冲突往往会导致颠覆和破坏。于是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人类文明是如何在城市消亡和兴起中得以保持、向前发展的呢？实际上，文明的变迁随着国家和城市的危机才会有集中的膨胀。何以有这样的说法？因为无论政治或者经济危机，难免动摇信仰，而要维护信仰，必定要产生更先进的文明，或者是发展、或者是破坏。书中提到中国的儒家、法家，印度的佛教，阿拉伯帝国的伊斯兰教，罗马帝国的基督教，都是在此情况下诞生的，所以乱世出英雄和乱世出经典都是一个道理。

    那么，不妨再将目光跨越西方中世纪的黑暗和东方的鼎盛，进入全球探险时代。文明在1500年后的传播更为迅速，传播越广泛越得到赞同的文明，必定能集聚更多的智慧，这样才能将文明与社会秩序更好地联系。当在探险过程和文明的传播过程中，人们发现宗教不再足以支撑社会结构和政治体系时，政治出现危机，这便有了改变世界的西方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到了这样的时刻，只有创造文明而不是改良以往，才能建立更稳固和强大的城邦与国家。于是探求文明的方式变了，没有传统的权威，只有对权威的不断挑战；没有自然状态的国家，只有社会状态的国家。这个时候，文明的创造不再由统治者或宗教团体把控，变成每个人的创造。

    而时至今日，当我们将世界文明的发展再次回顾时，文明不仅演化到人人创造，而且成为人人传播。正如书中所说，度过冷战后的世界，“全球化体系有自己的主流文化，其趋势就是走向同质化。”那些关于民族、种族、族性、性别和宗教利益的所谓“文明冲突”不该再出现。因为这个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力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造能力，只要在全球化体系的主流文化之下，就应该不再受到任何干预。

 
（摘自2012年2月27日《图书馆报》A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