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的故事
   

    我曾自命为读书的种子。这种略略带有自恋情结的自我确认，是从2001年前后开始的。当年12月30日，我从黄梅一中理科班转入文科班。自此，开始了我十年的从文历程。其实，早在那年元旦，我就在我的习作本上写着：“从今日起，我要做一名作家。”现在，这个本子应该还在黄梅祖宅的书箱里吧！然而，作家梦是早就破灭了的，从文却是真的。

    2001年，我还在读高一，经常在课间十分钟跑到学校的图书馆。从教室跑到图书馆，一个来回都要四五分钟，供我选书的时间的紧迫程度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当时学校有一个近乎“变态”的规定：上课期间，包括可以自由活动的体育课也不能借书。至于图书馆管理员下班时间，肯定也不能借书的。之所以有这样的苛刻条件，我的理解只有一个——在应试教育背景下，中学其实是不鼓励学生留恋于图书馆的。即便在课间十分钟，我去借书，还经常被管理员挡回去，她们说：“这些书是借给教师的，学生不能借！”或者又说“课间不能借书”。只是，那时幼稚得很，居然会顶撞几句：“既然是老师借的，为什么还要给我们办证？课间也不能借，难道上课来借不成？”

    或许由于我太爱书了，管理员有时实在拦不住，可能也有些“怜惜”我了，一位阿姨感叹地说：“这个孩子真爱书，让他借一本吧！”就这样，我在高一那年，很是借了几本书来读，印象最深刻的是《何其芳散文选集》。每每下了晚自习，回到寝室，便拿出枕下书，酣读起来。久而久之，一个近于同好的室友，每见我走进寝室，便笑着喊一声“何其芳也！”于是，众人皆笑。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想读这本书，于是借给他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到了高二，图书馆便要求只还不借，至于高三，不消说了。

    终于熬到了大学，才真正开始了我的“酣读时代”。可惜的是，学校图书馆的藏书质量不高，只好让同学帮我到武汉理工大学、武汉大学、湖北大学等高校图书馆借书。这时，我才开始惊叹于图书馆的伟大——没有图书馆，学术的发展、文化的传承几乎不可想象。

    我很感谢大学时代的图书馆。记得上大三时，一个初冬之夜，我接到著名杂文家、散文家张雨生老师的电话。在谈话的末尾，他带着叮嘱的口吻对我说：“有空闲一定要多到图书馆、阅览室啊！毕业了，就没这个机会了……”七年过去了，事实证明，这是不幸被言中的！这位老人，已是脑溢血重症患者，怕记不得这句话了。而这句话却总是回响在我的耳际。毕业后，我渐渐远离了图书馆，自己的藏书也越来越多了，但还是不能满足自己，于是办了省图的借阅证，只是太远，去一次不易，还书也不易。这时，愈加想念大学的图书馆了。

    我到北京工作后，发现单位离国家图书馆很近，于是毫不犹豫地立即办了借阅证。很快摸熟了各室的位置，能够轻松地见到港台书、民国图书、缩微文献……这时，国家图书馆又全面“刷新”了我对图书馆的认识，每个人都可以享受中华民族的学术文化遗产。

（摘自《图书馆报2012年4月23日A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