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门圣境山一脉为中国道教最早的发源地，这个定义得益于道教始祖老子晚年曾归隐荆门的事实以及荆门地区遗留下来的道教文化遗产。

    “圣境山”顾名思义应为“圣山”或“圣地”。既然称“圣”，就必然有它的历史渊源。笔者认为，没有老子的归隐，其山就不可能冠有“圣”字，我国用“圣”字冠山名的还不多。据明崇祯十四年重修圣境山山门碑记，嘉庆皇帝南巡时曾在该山住过几日，并题“圣境”二宇。嘉庆皇帝当时不可能自称“圣”，那么这个“圣”字非道教始祖老子莫属。

    按照龙泉古碑记载：“我乡乃老莱子故里”，象山顺泉侧“乃老莱子归隐养亲处”。既然称养亲之地，老莱子必然还有第二隐居处，这个地方按古代风水理论应在圣境山一带无疑，两地之间距离只有10公里左右。在这10公里范围内，如今可考的与道教有关的地名和遗址就有10多处，它们依次排列为：圣境山主峰庙址、碑碣、金牛道、老君台、朝盐观、白龙观、老莱山庄、孝隐亭、讲经台、白云洞、白云楼、青龙观。以上这些遗址与地名已存在千百年，均早于中国其他道教文化名山。

    武当山是明成祖朱棣动用30万人建成的中国最大的道教圣地，距今也只有500余年的历史。据民间传说武当玄武、正乙、全真、三丰四大武术派别中，玄武(即道教真武大帝)15岁出家，曾在荆门圣境山修炼，后遇强人而西行，一脚将西北一山蹋偏(现圣境山西北偏观寺山)。几经周折之后，玄武才在武当山修炼成功，这个传说可以证明圣境山道教文化早于武当山。

    另外，荆门西宝山至圣境山脉林木中分布着高1米至5米不等的环状梯田，大部分梯田延伸至山顶，全用块石堆垒，工程之浩大，今世罕见。古人为什么要在山颠垒田生存，是否与道教有关，也值得研究考证。

    老子、老莱子究竟是否为一人，查《辞海》“老莱子”条，肯定其为“春秋末期楚国隐土”。又有人研究认为老莱子只是老年才隐居荆门蒙山(何浩：《老莱子其人及其道论》)。然而，史迹代久，传说众多，史载各异。有人认为，老莱子其人就是道家老子。司马迁生活在公元前约145年，老子生活在公元前571年至471年之间，二人相距只有400年左右，司马迁也没有将这问题说清楚，只是本着“以疑存疑”的原则，在《史记·老子列传》中记叙了老子的事迹后，说：“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通家之用……”其意在存疑，而非定论。南宋罗泌成始将先人之疑，推论为真。他在《路史》中提出：“老子邑于苦之赖，赖乃莱也，又曰老莱子。”清代孙星衍在《问学堂·文子序》中也说：“老聃疑即老莱子。”据此，钱穆果断地说：“孔子所见老莱子即老子。”(《先秦诸子系年·老子杂辨》)。因而，老莱子即老子遂成为现代哲学史界之一说。

    历史就是这样，凡博大精深的事物总给后人留下一些悬案。例如中国四大名著之作者罗贯中、施耐庵、曹雪芹等大师为我们留下了用之不竭的精神文化财富，但有关他们的生平资料却寥寥无几。老子和老莱子是否为同一人?或者是否有老子、老莱子其人等是是非非，两千年来学术界争论不休。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看待这件事，今天我们无须谈论老子的是是非非，只要能很好地利用和挖掘他们留下的文化遗产，为我们的社会发展服务就足够了。荆门周边城市就善于利用自身的传统文化和资源，打造形象，发展经济。如荆州利用楚文化举办“龙舟节”、当阳利用三国文化举办“玉泉庙会”和“关陵艺术节”，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招商引资，既弘扬发展了自身文化，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这些经验应该值得荆门借鉴。